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及其启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习明
首发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1期第100-103页
摘要：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二是系统阐述了耐心说服、利益引导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三是明确提出了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和向人民群众学习是有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毛泽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认识论上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指导，在工作方法上贯彻了群众路线，因而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群众路线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建设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HNSK（B）12-15）
毛泽东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非常丰富，对这些论述进行理论总结，研究其创新之处及其创新的方法，不仅有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而且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
一、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主要创新点
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点最主要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提出了“生命线”理论；二是系统地阐述了说服、引导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三是明确提出了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和向人民群众学习是有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的思想。
1.高度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毛泽东一直重视党内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他就明确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的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P94)“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 [1](P96)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2](P10949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3](P449)”“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4](P351)
毛泽东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党的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和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教育的思想，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创造性发挥。马克思曾论述过群众掌握理论的重要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P11)”列宁曾论述过向群众加强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P70)”“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6](P85)”“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在考虑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十分注意的那些局部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7](P171)”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一步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中国农民的分散性和保守性特别突出；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先进性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极端重视党内外的思想政治教育。
2.系统阐述了说服教育与利益引导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
说服教育是与强迫命令相对的，利益引导是与空洞的说教相对的。
毛泽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贯反对强迫命令而主张耐心的说服教育，即通过讨论弄清是非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思想统一。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明确提出：“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8](P89-90)”“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8](P90)”“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8](P92)”毛泽东于1934年提出：“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8](P140)”1945年，毛泽东再次强调：“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2](P1095)”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反复强调：“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4](P209)”；“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4](P212)”；“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4](P232)”。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也要采取耐心的说服教育：“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9](P528-529)”“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4](P39)”“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4](P40)”
毛泽东在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也一贯反对空洞的说教而主张将说服教育与满足群众的利益要求结合起来。毛泽东于1934年提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8](P138-139)”1942年，毛泽东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0](P467)”1948年，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1](P1273)”1955年，毛泽东提出：“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3](P450)”
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采取说服的方式、结合利益引导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P11)”“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P12)”恩格斯认为：“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社会主义者“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5](P500)”列宁认为：“我们要取得必需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要重新教育群众又只有靠鼓动和宣传，应该首先把群众同国家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这应该是每一个宣传鼓动员工作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谁领悟了这一点，谁在工作中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6](P178)”“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6](P268-269)”。
比较以上引述，就可看出，教育群众应采取说服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毛泽东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将说服上升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二将说服的对象由群众扩大到党员干部包括犯错误的干部，将说服的方式明确为讨论（含辩论）和批评（含自我批评）两种，将说服的目的明确为提高认识，使说服教育的原则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应结合利益引导是列宁首先提出的。毛泽东的贡献是将利益引导明确为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给予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保证群众获得胜利（即有政治前途、经济好处），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原则。
3.明确提出了深入实际调查和向群众学习是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要对群众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首先深入实际调查和向群众学习，这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最具有首创性的贡献。
毛泽东早在1929年总结纠正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思想的经验时就明确提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 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8](P92)”后来又明确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1](P267)”，“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P268)”。没有发言权，当然就无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了，所以，调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而调查“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P790)”
毛泽东强调要对群众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首先进行正确的调查，而正确的调查就是向群众学习，主要有三个方面含义：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理服人，而以理服人的前提是所讲的理能够准确反映事物本质和正确指导社会实践，正确的调查是产生正确的理论的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8](P115)”“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9](P663)”“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12](P324)”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情动人，这就要求教育者不仅要通过调查了解受教育者的情况，而且要求教育者能够与受教育者打成一片，在思想感情上相通。知识分子要有效地教育工农群众必须首先在感情上接受工农群众，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宣传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2](P836-837)”“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2](P864)”“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2](P851)”“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4](P272-273)”三是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成效还必须给予群众利益，通过调查准确及时了解群众的实际问题、利益诉求。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8](P137)”“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2](P789)”
二、毛泽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启示
毛泽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中毛泽东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中自觉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具有特别重大的启示。正如江泽民所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因此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15](P95)”
首先，只有相信群众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中始终如一地坚持说服教育和利益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相信群众，就是相信群众有鉴别是非的能力，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人民群众认识真理、获得解放的行动指南，社会主义道路是劳动人民群众摆脱压迫和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必须之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说服群众，主要原因是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仍然存在教条主义，没有结合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在探索中，还需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另一原因是，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过于学者化、专家化，其理论缺乏群众基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把功夫花在了做宣传、造声势上，没有把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16]。
其次，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在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中坚持深入实际调查和向群众学习先行。调查主要是为了正确了解群众的需求，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切合群众需要。学习不仅是为了向群众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而且是为了同群众建立感情，以便以情动人，调动群众的情感积极性。因为情感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情感一方面决定人的思想活动(如认识活动)能否处于最佳状态，另一方面，情感对主体间交往的影响是双重的：积极性的情感，使交往中的主体更易于达到信息交流，有利于主体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现实发挥，从而使主体认识处于最佳状态；而消极性的情感则使交往中的主体难于实现信息交往，从而不利于主体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现实发挥[1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根据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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