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时代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第12次学科论坛综述
王习明 程叶 戚晓吉 周聪敏 吕力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首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第8辑）（顾钰民、韩喜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012年9月21-23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第12次学科论坛在海口举办。本次论坛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杂志社三家联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30来所高校的50多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者参加了论坛，陈占安、张雷声、顾钰民、钟明华、武东生等20多位学者做了专题发言。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时代”。其议题有5个：（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的发展；（3）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3）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4）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体系。
参加论坛的学者围绕议题进行了3个专题的研讨，现将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界定、整体性特征和在当代的发展
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论坛首先研讨的问题。陈占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教授）认为，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讨论问题的参照性。我们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全称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个角度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全称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学术界在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有广义、狭义之分，主要是参照系不同，即是否包括毛泽东思想。二是理论构架的层次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高的层面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最抽象的最一般的道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长久的和普遍的指导意义，基本原理主要指这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各个方面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等各个方面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于相关方面和相关领域来说它也具有基本原理的意义，但是它不能挪动领域和方面；第三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历史上针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所制定的具体行动纲领，在当年来说它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的，当年来说它也具有基本原理的意义，但是对于现在来说这个方面的“基本原理”不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基本原理对待。三是内容提炼的概括性。现在不同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的概括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学术讨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重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成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第二是政治立场，是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第三是思想路线，是指我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第四是社会理想，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不过，我觉得思想路线属于哲学思想的应用和体现，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政治立场和社会理想的一个总体界定，这种概括具有最大的概括性，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陈占安的观点引起了论坛的共鸣。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学界定、精确概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要“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强调它的整体性，明确到底是为谁而界定、为什么要界定。陈江（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建议，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参照钱学森对当代学科进行分类的方法，钱学森认为每个大门类的学科体系都有基础性、工程性、技术性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基础性的东西，不能太复杂，范围也不能太广，概括性要强，必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是本次论坛的研讨的重点。张雷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主要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结合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她认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这两个发现的结合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当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结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特性的辩证统一。运用唯物史观对经济范畴做出正确的科学的认识，主要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了经济范畴，认为生产关系以及决定它的生产力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们不能随意选择的，经济学的范畴不过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表现，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强调了矛盾斗争的实质，因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已经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法运动的实质。马克思把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特性结合在一起对经济范畴客观性、历史性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矛盾对立统一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他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今天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奠定了基础。二是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逻辑关联。唯物史观是《资本论》研究和写作的根本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主要是分析了经济范畴的矛盾二重性以及它的矛盾运动。商品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对这个简单、平凡、普遍的东西的叙述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一切经济矛盾。他在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揭示了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进而分析了资本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展开形式的矛盾运动。马克思通过这些矛盾运动的分析，给读者展现了《资本论》的图景，这个图景就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多重经济矛盾的交织运动。《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分析正是唯物史观运用的结果，展现了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逻辑关联，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提供了重要基础。三是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一种整体观照。在《资本论》体系构建中，与经济范畴辩证转化关系相关的方法就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马克思构建《资本论》理论体系的方法。在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当中，商品是起点，经过一系列范畴的转化，如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又如单个资本循环转化为单个资本周转、单个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再如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转化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还如剩余价值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从商品到地租的这个发展的序列过程，基本上反映了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体现了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整体观照，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提供重要启示。她根据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马克思关于范畴特性、矛盾运动和范畴转化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创作中对唯物辩证法的成功运用，揭示了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其规律，也展示了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种种表现。二是马克思关于范畴特性、矛盾运动和范畴转化的分析，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创作中的分析，促进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和进一步完善，说明唯物史观是科学地被证明了的原理。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难得分家”的名言，恰好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这个角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袁银传（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科学的整体体系，其整体性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提升。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来把握，反对脱离社会整体孤立地观察、理解和解释个别社会现象。二是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三是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一脉相承性，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具体观点和具体结论完全相同，而是指其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内在精神和思维方法的完全一致。余达淮（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则从学术对话与学科整合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并对“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属性”这一论点进行了质疑。他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两个令人担忧的状况：一是对马克思思想自身成长的心路历程的忽视，特别对那些对马克思思想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的理论前辈如斯密、李嘉图等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如蒲鲁东、施蒂纳、赫斯以及鲍威尔兄弟等的研究不足甚至忽视；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武断的否定和拒绝。他主张，我们应以马克思的精神去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与不同的思想者——无论是同盟者还是对手——对话，不断地从一门学科走入另一门学科——无论是形上学科还是形下学科——领域，将知识融会贯通起来。他提出了质疑的三个理由：一是整体性不是区别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显著标志。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整体性，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其他比较体系化的理论也具有整体性；二是尽管有了整体性的研究，但并不能证明这种整体性或总体性研究就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来；三是就我们学科本身来说，我们现有的六个二级学科并不能够涵盖马克思主义整体，而现在很多学校的实际做法是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割裂开，使马克思主义学科本身成了无源之水，况且整体性的研究也不能代替分学科研究。顾钰民（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回答了余达淮的质疑。他认为，整体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任何成体系的学科理论都具有整体性。毫无疑问，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不是人们在认识和研究过程中赋予给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能理解成仅仅是三个组成部分的结合，好像不涉及这三部分就不是整体了。整体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三者的统一，即使涉及到心理、经济、社会、哲学等等分类问题，其立场、观点、方法也是统一的。
论坛在研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过程中，还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王宏波（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时涉及了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实践物质观”这个命题。他认为，物质原则和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两条重要原则。把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既是解释物质观的必要条件，也是解释实践观的必要条件。物质原则与实践原则的统一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物质论的世界观。在物质观的层面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和列宁是一致的，都是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中定义物质范畴。马克思提出实践概念，针对的是旧唯物主义仅仅从感性的直观以及唯心主义哲学从主体方面抽象地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立场，主张要用实践的思想重新解释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思想，使哲学研究路向发生根本性变革。具体的说到物质和实践的关系时，不是要用实践范畴取代物质范畴去解释世界的本质和状态，而是要在物质范畴的基础上，从物质与实践统一的立场上解释世界的本质和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造世界的问题。实践本体论的症结恰恰就在这里，企望用实践范畴取代物质范畴去解释世界，用实践作为万能之筐，解决理论、实际中的一切问题，这样就会滑向非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因为离开物质范畴，实践本身也会产生诸多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一是人类世界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孤立存在，把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割裂开来，单独说明人类世界的本质，是一种截头去尾的做法，把他的基础给去掉了；二是用本体论思维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实践本体论概括，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实践与物质统一起来建立一个我们对世界观的基本理解就是实践物质观，这样即坚持了物质的第一性又坚持了实践的创造性。因此，实践物质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理解。刘华初（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时重点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科学的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头脚倒置”，将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改造成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仅仅这样一个对存在基础的颠倒并不能够完成这个伟大嬗变。如果对比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历史与社会学方面的看法，我们可能会发现，马克思是空历史，实社会，而黑格尔是实历史，空市民社会的。马克思对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界定与分析，主要是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分析外推到以前的历史中去，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充满了对历史上过去的社会内部的细致分析。与黑格尔的历史整体观不同，马克思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奠基的不是对历史性的辩证考察，而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行的结构性的解析，特别是针对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例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雷蒙•阿隆所分析，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以社会结构理论、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为基础，这种社会整体观既是综合的，又是历史的，还是决定论的。正是由于面向现实社会的一种整体观，历史唯物主义就不是康德、黑格尔式的、先验的社会变化理论，而是一种科学的社会解释模式，因为它从复杂的社会局面中辨识出基本的因素，并以一种科学的模式论证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整体观，对于我国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当下有一种错误的“善良意志”：指望通过道德说教和伦理学建设，就可以实现和谐社会，然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从青年人道主义阶段走向成熟时期所抛弃的，如果我们今天将道德观置于科学性之上，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倒退。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整体上探讨了“资本逻辑”宰制下人的发展规律。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统治的社会，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技术逻辑联姻，共同吞噬着生活逻辑。这一阶段人的发展呈现如下基本规律：“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相颠倒”的规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规律；“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规律；“社会总体的全面发展以牺牲个体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规律；“人的异化生存与人的自由本性相背反”的规律；“资本逻辑的僭越以生存逻辑的式微为回报”的规律；“科技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失落相伴随”的规律。这些基本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本神话”的虚伪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处于“物的依赖”阶段，这就需要在用好“资本”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从而走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陷阱。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有哪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否发展，如何发展，是本次论坛争论较多话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核心内容，是论坛的共识。除唯物史观以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还有哪些，是否可以发展、如何发展，参与研讨的学者则有不同看法。吴海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主任、副教授）认为，对于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概念的抽象分析上，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的历史情境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念。历史地来看，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其核心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其中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对其个别结论、个别观点的修正，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存在一个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新主体问题上，不能认为只有政治领袖才有资格做出重大的理论创新，只有突破政治领袖与理论权威统一于一身的传统的理论谱系模式，马克思主义科学才能真正繁荣昌盛。陈江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学科不断地结合、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在争论中，是在论战中发展起来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甚至是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论战中发展、壮大的。因此，在研讨时提出尖锐的问题，甚至争论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顾钰民则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的领域可以不断扩大，所强调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如现在可以扩展到文化领域、生态领域等，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应加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但基本原理不能无限扩大，其核心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学者和政治领袖都可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陈占安强调指出，“基本原理”是最抽象最一般的道理，只有在基本原理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才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基本原理不能扩大化，不能泛化，应该提炼得更精致、更集中，这样才能起到理论指南的作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本次论坛在海南省举办，由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而海南省正在实施绿色崛起战略建设国际旅游岛，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直重视生态文明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成为本次论坛的热点话题。
顾钰民提纲挈领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框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等。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解决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问题：一是理念问题。要树立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要有高度的自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确立起来的。在生产力发展很落后的时候，人与自然矛盾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人们没有生态文明的观念。现在社会经济发展到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就必须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二是理论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位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并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六大内容，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三是利益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又集中体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局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因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必然会受到利益的驱使，对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能够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要调整经济利益关系必须通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其中，制度、政策是最主要的途径。通过制度途径来形成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行为规范，使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在制度途径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
钟明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着重分析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他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形态和重要内容，理由有三：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是环境和生态的问题。而环境和生态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它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生态方面的反映。二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危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危机。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反生态的，资本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建立在对自然过度消耗的基础上，这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消耗了本国大量的资源，而且还体现在通过殖民和不平等交换来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破坏；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为了增值，必然将人的休闲和劳动分裂开来的、将生产和消费割裂开来，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劳动的异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扩展和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主要从阶级的不平等和压迫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扩展了批判。它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阶级之间而且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其次在于它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的阐释。第三在于它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思潮。
李玉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两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一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克服生态危机，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资本的本质在于资本的扩大化和资本的扩张，没有扩张，资本主义就不能存在，这也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他要么积累，要么灭亡。二是中国要在市场经济中防止生态危机必须对私有资本进行限制。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国家越是在现代工业基础上启动它的发展，它对生态的破坏也会越快。中国的快速现代化，也带来了马克思所阐释的那种结果，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诸多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其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私有资本如不加限制，必然带来生态问题。
史艺军（辽宁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从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意义。她认为，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并一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工业文明是柄双刃剑，它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尤其在工业化早期，人类向自然开战，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造成了生态危机，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所以我们的工业文明也是后发的，同样也带来了生态被破坏的问题。例如渤海湾，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他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物链，也逐渐丧失了对人类的积极贡献。很多人去过国外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说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要好很多。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汲取了工业文明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在内容上包括：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人类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没有生态文明的社会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指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方向：和谐社会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和谐与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指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路径：发展经济、发展生态生产力，践行公平正义，在伦理道德上实现由传统道德向生态道德转变。
姜延军（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从中国的国际责任角度分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及其路径。他认为，当代中国，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任何问题的讨论，都应该置于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中才能够更透彻地得到理解和解决。在此方面，实际上涉及一个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如何“再出场”的问题。“丛林法则”、“后发优势原则”都已经不适用于中国，不是说规则变化了，而是我们国家在这些规则中扮演的角色改变了，那么，在这些仍然存在的游戏规则中，我们如何再次出场？生态文明建设应重视制度建设，不能仅仅靠道义。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政治文明理论与社会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研讨，论坛涉及了马克思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两个话题。胡伯项（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分析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逻辑始点和理论归宿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他认为，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以现实的人生存的自然界为始点的，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其终极价值的。马克思是通过设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来实现终极意义上的文以化人的。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文化产业，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张的“置之不理”和抵制，主要是对资本介入文化产业的“置之不理”和抵制，而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文化产业。马克思的文化理论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都必须放到全球化的语境来考察。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种人类的普遍的交往；全球化也使得本来已经处于落后国家的先天不足的民族经济、相对落后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也给马克思主义文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应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尽可能地建立一套贯穿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并切合老百姓理解力、接受力、具有理论亲和力的话语体系，以切实提高我们在同西方文化对话中的主导性。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单靠严肃的理性分析和冷静的陈述，即使理论讲得完全正确，也不能够完全影响我们的主体的接受程度，因而难以发挥其实际效果，我们必须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个体的情感为纽带，以当下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研究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王增智（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质和基本内涵。他的主张有四点：一是先进性应该在历时性、共时性的比较中凸显。历时性就是讲历史进步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用现代的工业文明代替了传统的农耕文明，当然具有先进性。共时性就是说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五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我们如何突显自己。如果从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角度讲，从江泽民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的领导人提出文化软实力的历程中可以看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复兴是在世界历史语境中和平台上提出来的问题。亦即，要在世界的比较中谈文化的先进性。这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文化发展本身的需要。二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不是要复兴传统的儒学，而是要建设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国家对外的文化输出方式看，我们对外的孔子学院近百所，如果孔子学院里也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话，这就是说我们走向世界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是通过孔子或者儒学进行的，尽管我们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是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中国化是最成功的。据2011年中国宗教蓝皮书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信仰佛教的人是1.82亿。四是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功用价值”和“本身价值”之分。胡锦涛的“四个选择了”能够阐释社会主义的功用价值。社会主义的本身价值，就是社会主义何以成为社会主义的问题，亦即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邓小平根据中国实际给予了部分的解答，要全面解答必须加强理论研究。王让新（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从哲学层面分析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路径。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复兴崛起，得益于三个层次“自觉”。首先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先进组织的理论自觉；其次是这些先进理论通过普及，被大众接受，变成大众文化，在文化上自觉；最后是大部分老百姓自觉将这些先进理论变成行为指南，成为行为自觉。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建设就是唤起大众的文化自觉，是将先进理论转变成群众实践的中间环节。文化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视野下的文化；二是意识形式视野下的文化；三是社会心理层面的文化。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意识形态的文化、意识形式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文化三者关系，让三者互动，融为一体，即让先进的意识形态扎根于社会意识形式中，扎根于百姓心理与情理之中，变成群众的行为指南。穆艳杰（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分析中国的先进文化。他认为，中国的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先进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推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在此之前，有人认为美国文化是先进文化，是因为美国在物质上强大，在经济上先进。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国通过孔子学院传播的不只是儒学，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感兴趣，因为它们更希望学习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富强的经验。
关于政治文明，薛忠义（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现代文明的一般特点，又有自己的特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决性、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性、依法治国的鲜明性三者的结合。他还特别突出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贡献。他强调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实践中，领导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四个方面的积极成果：一是在政治制度变革上，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二是在政治主体变革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即广大人民群众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专政；三是在政治理念方面，树立了对人民实行民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念；四是在法制文明方面，制定了宪法、婚姻法等法律，形成了社会主义新法制的基本格局。王让新认为，政治文明有三个层次：一是政治理念，二是政治制度，三是政治行为。政治理念主要解决政治目标问题；政治制度是解决政治运行规则和机制问题；政治行为是政治实践的状况。从这个角度分析，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有三大贡献：一是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政治理念，是我们政治理念的奠定者；二是参与制定了百分之九十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者；三是当代中国政治行为方面的实践者，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行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国今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应是将已经确立的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落实到政治行为中，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感受政治文明的成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赵甲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从整体上研究当时的社会的。当时的社会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抽象。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了实现人类解放。人类解放的本质、道路、规律、主体、动力，从源头上说也是整体。其次，社会文明只有整体推进，进行社会建设才能实现。社会建设不能单打一，不能孤立而行。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研究的重点。从社会革命到社会建设都是从广义上加以研究和实践的。狭义的社会更多的是指国家的社会职能、公共生活、精神生活，包括公共的福利，包括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利。我把它叫做基本生存权领域，或者说是民生底线领域。改革开放后，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但是基本生存发展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市场、社会、国家（政府）三者关系：对市场过于迷信，市场对社会构成了伤害，如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完全依靠市场；政府只是围着GDP转，围着酒桌转，承担的社会职能太少，没有注意培育社会力量，忽视了自己的社会管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没有把市场当作手段、当作工具，对市场规律应用不到位，对市场管理不到位。第三，现在进行社会建设，就是要把以GDP为中轴的社会转向以民生问题为中轴的社会，转向以市场为手段的社会；建立以公共服务体系为重点的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相互协调、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分化向社会整合转变，从而实现社会公平；老百姓基本生存领域要去商品化，住房、教育、医疗等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领域应成为公共事业；要建立民主、法治、礼义、友情相结合的幸福社会。戴逢国（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既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又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通过社会批判研究社会发展，同时又把社会发展作为社会批判的目的，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以人的主体性为原则，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视为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最高目标。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也是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的宗旨。本次论坛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的相关问题。
陈媛（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情景教学模式的构建问题。她认为，情境教学模式立足情与理的互动交融，强调价值引导与意义生成的统一，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价值性和真理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景、情、理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情境教学的三个基本要素，“情境体验”在学生生活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搭建起“桥梁”，抽象原理与生活体验实现沟通，从而达到对原理的理解以及对原理所蕴涵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和接受。情境教学模式充分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产生真切、真心、真情的体验，从而达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的教学要求。王让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情景教学模式提出了质疑：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讲大道理、讲抽象理论的，不适宜情景教学。就像列宁说的，如果讲大道理、讲理论像举例子，那是开玩笑一样。因为任何普通存在于个别之中，但是它存在于“无数个别”之中，用一个“个别”讲一般是有局限性的。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情境教学不利于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
汤先萍（新疆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副主任、副教授）和黄忆军（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专题化教学实践的经验。汤先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专题教学的优点是：可促进教研结合、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面临的问题是：专题化教学如何能够适应学生不同知识背景的需要，专题化教学如何结合社会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应注意的问题是：专题化教学与传统章节教学的关系问题，任课教师实施专题化教学的能力提升问题，大学生的思维特点问题。黄忆军认为，专题化教学不仅可以促进任课老师对教学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研究，客观上提升了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而且能够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课程内容繁多与课时有限的矛盾；但专题化教学要发挥优势必须合理划分专题，创造性地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陈占安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阐述了他对几个重大教学问题的看法：一是关于全国高校使用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问题。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全国最优秀、最权威的专家编写，经过政治局常委会审定的，反映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和专家对一些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的认识。全国高校使用统一教材主要是希望通过教师的努力将中央最高领导层和专家的这些认识传递给学生，让学生接受。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方面的入学差距并没有其他专业大，都可以达到教材的基本要求。全国都使用统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可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学，更好地提高教学水平。二是关于专题化教学问题。专题化教学是一种实验，专题设计应该考虑教材中的基本内容、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两个方面的因素，力求能找到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点。教材是学生阅读的重点参考书，它通过教材中的章节目，形成了关于一门课程基本内容的逻辑体系；而课堂讲授则不一样，它不必求全，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突出重点。凡是学生通过阅读教材能够自己掌握的地方，教师就不要在课堂上再详细地讲解，而应该把气力花在既是教材中的重点又是学生难点的地方。教师在讲座前一定要进行前沿性研究，想办法避开学生已经了解的内容，研究与教材重点相关、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在讲座时一定要进行艺术性设计，重点讲教师在学习教材基础上研究的成果，通过教师的讲授艺术将教材的重点内容和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转化为学生能够理解的东西。三是关于实践教学问题。现在各个学校都普遍重视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这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那就是应该区分“大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小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实践”（“社会实践”）和“小实践”（“实践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为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部。我们一般讲的“社会实践”，相对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实践教学”那是“大实践”。这种“大实践”包括组织大学生参加军政训练、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很广泛的内容，这种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其目的是促使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相比来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实践教学”是“小实践”。这种“小实践”是同课堂讲授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教学环节，偏重于直观性、形象性、感性、便于学生参与的环节，它一般表现为观看教学录像（或电影）、组织课堂讨论、举办征文写作，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安排某些调查访问活动，等等。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实践教学”是整个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进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绝不能使“实践教学”的结果变成学生更不愿意学习理论、老师也更不下气力钻研理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