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

郑东艳  郭凤志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受到文化条件落后的制约：军事共产主义的实施遇到了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制约,凭借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英勇精神的应对无力完成这个任务。新经济政策虽然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上的障碍,但同样遇到了文化困境。这使列宁重新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文化建设问题,最终提出了把文化放在首要位置的＂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关键词  列宁    文化建设    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郑东艳（1967—），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郭凤志（1962—），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直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在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遇到文化条件阙如、新经济政策遇到文化困境之后，对文化建设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最终提出了把文化放在首要位置的“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探索出了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

• 军事共产主义制度设计所遇到的文化制约与文化应对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最初设想是：“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佣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①]根据这样的设想，列宁在《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中提出：“全国公民都必须参加当地的（村的、乡的、镇的，或包括城市某一部分、街道某一部分等等的）消费合作社。……每个消费合作社除采购和分配产品以外，还要主持当地产品的销售。……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②]《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又进一步规定：“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③]

显然，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制度设计具有以下特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取消商品、货币，实行统一的产品计划分配；提倡并强制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管理。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④]——军事共产主义。

革命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一个阶级长期的政治统治，但由历史传统的影响而生成的文化心理却不可能立即消除，并且民族的历史愈悠久，文化的积淀愈深厚，传统中消极内容——马克思所说的“遗留下来的灾难”——在社会进步中影响就愈深刻和广泛。因此，在革命后不久，人民群众在旧社会形成的“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等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内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又死灰复燃，很快成为新制度设计实现的制约：许多劳动人民“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一把，……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这场斗争，坚决反击有些新进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因为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象从前那样，一心想‘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⑤]这些观念和态度与共产主义社会在文化上的要求是完全背离的，同时也证明当时俄国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遭遇了文化制约。

面对这种情况，列宁及俄共所做的文化应对是：希望能够凭借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英勇精神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⑥]

这种文化应对虽然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需要以“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思想文化水平为前提。[⑦]这种应对策略根本无法改变“提出的任务之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⑧]的现实，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曾指出：“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⑨]

二、新经济政策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及文化建设问题的重新认识

出于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设计失误的认识，列宁开始重新思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权衡利弊得失，列宁果断地做出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⑩]即新经济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要建立起一个与当时俄国文化水平相一致的经济制度。列宁曾指出：“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也许其他国家到了建设它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会这样来解决这项任务。但是我们不能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11]还需要“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12]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初步解决了俄国经济发展的思想路线和制度、体制上的障碍，但这种新的经济政策同样遇到了文化困境：

第一，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科学文化水平的缺失。一方面，由于科学文化知识的缺失，致使制定出来的经济计划“空话连篇”“舞文弄墨”“超出实际”，列宁说，这样的经济计划“文人气官僚气兼而有之，就是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13]。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能力和科学文化素养的缺失，常常在直接生产方面大吃苦头。列宁对此的分析是深刻的：共产党人“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 [14]其根源是“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15]

第二，人民群众的文化传统障碍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废除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完税后的剩余农产品”[16]这种经济政策是“要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17]

商品经济要求人们克服思维或思想认识中根深蒂固的封闭性与狭隘性，要求具有独立、自觉的精神和开阔的视野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理念。但当时的俄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多数群众仍然生活在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隔绝、处于穷乡僻壤之中，从而导致他们愚昧无知、囿于偏见，造成广大群众轻视市场，鄙弃商品，当然也就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本领，“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18]

第三，经商的“亚洲方式”

经商的 “亚洲方式”是指前资本主义的方式，即不讲成本核算、不考虑负亏盈余，始终固守传统技术和生产经营的小商品经济方式；而“欧洲方式”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增长为目标，从而遵循价值原则和市场规律，严格经济核算，不断推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适应经济社会变革。[19]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体现在文化层面上。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到：强烈的财富欲望、竞争意识以及冒险精神、创新精神等，是现代经济成长的重要基础。当时的俄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文化要素，那就只有向欧洲人学习，做文明商人。列宁指出：俄国人“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20]

新经济政策实施所出现的文化困境，使列宁以整体性的视野重新认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列宁认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提高。列宁指出：识字“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好笑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21]文化贫困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发动一次“文化革命”，彻底改变苏俄文化落后的状况。其结果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升华——“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三、列宁关于“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在无论生产关系如何变换调整都会遭遇文化困难的情况下，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文化建设，特别是落后的文化状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制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苏维埃政权的困境就在于无产阶级“几乎没有文化”。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提出了把文化放在首要位置的“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列宁指出：“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22]具体的办法是：一方面要进行“文化革命”，另一方面“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23]

列宁文化革命的内容，首先是在大众中进行文化普及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以便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列宁曾尖锐地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的。”[24]又提出：“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苏维埃经济，而在这件事上，光能识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的读写本领，……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25]。

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更主要的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建设所遭遇的一切困难，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与人的素质相关。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列宁曾说：“为新的社会制度所创造的，同时又创造着这个制度的新人正在成长”。[26]这里的“新人”就是克服原来受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野蛮、愚昧、无知、封闭等思想观念，成为新型社会文明的创造者。

“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一是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二是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现代经济组织形式。

之所以必须团结和使用从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因为“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劳动却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旧社会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文化。”[27]列宁还提出，必须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专业的专家，“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应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28]

列宁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的第二个内容是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列宁提出，苏维埃共和国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起来。列宁指出，“泰罗制”虽然这种管理方式“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但它“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29]

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列宁提出：“合作社是一笔极大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30]“社会主义如果不学会利用资产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所建立的技术、文化和结构，它就不可能实现。合作社也在这些机构之列……”[31]

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虽然不能在短时期内完成，但却已表明列宁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阙如，并对此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不仅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扫除了文化上的障碍，也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