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正在奔向现代化的高起点上建设新的生态文明。身当今日之世，回顾古人在保护生态方面的所思所为，绝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今天的进步。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在生态保护上没有问题。从观念上说，中国古代也有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学说。比如杨朱就说过，唯恐肚子饱了再也吃不下、精力不足不能放纵欲望，“损一毫利天下”我也不干。不过，他也没有把自我扩张推到西方那样的极端，因为他还说：让全天下的人和东西来供奉一个人也不行，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人人都不应当拔毛。说到底，杨朱的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是战国时期小农私有意识的产物，而且是中华传统文化旁逸斜出的枝蔓，在后世没有多大影响。从实践上看，中国古代破坏生态的事情也不少。兵燹、田猎、厚葬、大建宫室豪宅等等，都曾导致大片森林被毁。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说的是秦始皇为了修建阿房宫，将蜀山的林木全部剃光，这话可能夸张了一些，但是说当时进行了毁灭性的采伐，肯定是没有多大出入的。昭柱同志在《自然之美》中也谈到，由于农耕取代放牧，致使黄土高原变成荒山秃岭，而原来这里却是草木丰茂、鸟兽欢腾的。不唯西周时如此，直到汉代，那里的生态情况也是不错的，这可以从延安地区出土的汉代墓画中看得十分明白。
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祖先也在生态保护方面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观念上说，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是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学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说。《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上经》）；“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这两句话，历代注家的解释不尽相同。我以为，清代李光地对前一句的解释最为准确。他说：“凡天地所有而人用之者，谓之财成；天地所不有而人兴作者，谓之辅相。”明白了“财成”与“辅相”两个概念，这句话的意思便一目了然，那就是：对自然界的生产生活资料，不管是直接拿来还是再加工制造，都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至于后一句，我以为南怀瑾先生的解释最为准确，也就是说：适当干预大自然变化，而不能有过失；小心委曲地成全万物，而不能有遗漏。《易经》的这两句话，可以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总纲。后来，又有不少哲人从各个角度发表了很多具体的见解。管仲提出，山林虽广、草木虽茂，封禁开发必须遵从时令；国虽富足、金玉虽多，兴建宫室必须规定限度；水面虽阔、鱼鳖虽众，捕捞必须从严管理。老子认为，帮助自然万物生长而不占有、不居功、不主宰，才是高尚的德行。老子的弟子文子则假托老子说：上古时期，由于“德生不杀”，人与万物和谐相处，鸟巢可随意探触，走兽可以被人拴上绳子牵着走。上古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如此融洽，已不可考，但是文子的描画不妨看作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愿景。孟子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不违农时（意指不以劳役、兵役之类扰农），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网捕捞，鱼鳖就享不尽；不在树木生长时砍伐，木材就用不竭。荀子则一方面强调人“最为天下贵”，承认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权，一方面又强调必须把对自然的利用和养护统一起来，做到“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不失其时”，同时还要节制人对自然的索取。《吕氏春秋》则警告世人：“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而明年无兽”。到了宋代，张载则集前人之大成，概括性地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念，意思是说世间生人都是同胞，天地万物都是朋友。
我们的祖先不仅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制度、风俗、行动的层面。据《逸周书·大聚解》载：早在大禹时期，就有春三月不得伐木、夏三月不得撒网打鱼的禁令。《礼记·王制》中明确规定：“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秦律·田律》规定：不到夏日，不得烧草为肥，不得采摘正在发芽的植物，不准捕捉幼兽、掏取鸟卵等等。中唐诗人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写过一首题为《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的五言诗。其中有这样一个对句：“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一位地方的最高长官在夏天请客，竟不上鱼肉，而只是吃些蔬菜、瓜果之类，可见当时禁令之严，当然也可看出这位刺史大人的自律。至于民间，保护生态的风俗更是争奇斗艳。比如佛门的放生，就是保护动物的一种特殊形式。11年前我到丽江去，问时任地区外宣办主任的张文银同志：为什么这里树长得这么好、水这样清？这位纳西族的兄弟告诉我，在我们纳西族，古来有一种风俗，就是孩子从稍懂事起就被大人告知：如果你污秽水源，就必然要生病；如果你损害树木，就必然要落得肢体不全。说到保护生态的行动，规模最大的莫过于武王伐纣。周武王之所以伐纣，是因为商纣王有两大罪行：第一条是暴殄天物，第二条是坑害百姓。可见对大自然恣意掠夺，在当时是一件多么不得人心的事情！到了春秋时期，孔子不用排网大量捕鱼、不射归巢之鸟的事迹，也被他的弟子们郑重记录在案。这可能是因为在时人看来，孔子大抵也算得上一个保护生态的模范。
在这里，还应当特别提出的是，古人保护生态的理念和作为，还反映到文学领域，形成了绿色文学的独特景观。“众鸟高飞尽，白云独去闲。两看相不厌，只有敬亭山。”像李白这类赞美自然、融入自然、心通自然的诗文歌赋，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除了这类正面宣传的作品之外，还有不少鞭挞破坏生态的丑恶现象的作品。如晚唐诗人韦庄在《天井关》一诗中写道：“太行山上云深处，谁向云中筑女墙。……斸开岚翠为高垒，截断云霞作巨防。”这里揭露的是朝廷为修筑没有多大用场的关城而破坏自然美的愚蠢行为。又如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屈突仲任酷杀众生，郓州司令冥全内侄》。这里讲的是唐开元年间，温县有一个复姓屈突名仲任的纨绔子弟，家道中落以后仍恶习不改，为满足口福，酷爱杀生。先是偷宰别家的牲畜，后来就用弓箭、罗网、叉、弹猎取飞禽走兽。吃法也格外残忍。先用火灸烤动物，待其口渴后灌入清水洗净肠胃；再用火烤，待其又口渴难耐时灌入配好各种作料的水，而后杀食。由于他如此罪孽深重，被青衣鬼差拘押到地府。这时，被他残害的牛马驴骡猪羊獐鹿鸟兔等各种动物，一齐扑来向他讨还血债。幸得他死去的姑父（生前为郓州司马）是此处判官。有官家从中斡旋，仲任自然逃过一劫，重返人世。但是从此他痛改前非，毕竟得以善终。拂去这篇作品虚幻、迷信的尘垢，便不难发现其劝诫人们珍爱生命、保护动物的积极主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在生态保护的不少方面不是比古人更加文明而是更加粗鄙，进而可以催生出我们的羞耻感。“知耻近乎勇”，近乎勇则有希望超越前人。历史是教科书，可以使我们增长智慧。当然，古人保护生态的某些做法已经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成为过去，但是他们探究天人之际的思考却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朴素辩证法，能帮助我们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而摆脱金钱至上、占有至上等等形而上学的束缚，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生态自觉。历史是启示录。我们的祖先在生态保护方面作出了那么多的思考、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破坏生态的事情发生？这是古人不能回答而今人必须回答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财富分配还存在巨大差距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对财富的占有，其实就是对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占有。不足者要争生存，有余者要无休止地争取更大的有余，这自然环境怎能好得了？有人或许会问：美国人的财富分配也不平等，但那里不是碧水蓝天吗？那是因为美国已经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推向了全球，也把环境破坏推向了全球。污染了别人干净了自己，破坏了别人保全了自己，这不但是破坏，而且是更大的破坏，全球化的破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是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民族，美国的做法中国不能学也不可学。我们只能走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分配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的路子，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两极分化的缩小，以逐步缩小两极分化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此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到了那个时候，列祖列宗的梦想也就变成了现实。
（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