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民主观与孔孟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刘华初

 

摘要：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主张的参与式民主理论与中国儒家先哲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虽出于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对于伦理价值和社会性交往的宣扬，这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因为它是克服当今西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民主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民本思想对调节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实现现代社会和谐和个人人生价值，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杜威；参与式民主；孔子；孟子；民本思想

 

美国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曾在1998年发表一份申明《呼唤文明社会：为什么民主需要道德真理》，以表达对自由、正义在现代美国民主实践中被忽视或遭到扭曲的担忧，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民主政体内有远见的学者对商业社会里道德关怀的渴望。他们认为，没有道德内容的民主原则将被空洞化、货币化。在经济大潮的洗涤下，我国当前的社会道德和人民的幸福感现状也不乐观。传统的仁爱美德就像传说那样虚幻，人们的精力和社会各种资源过多地集中于经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和生活幸福的建构。充满现代性漩涡的社会要想为人们提供值得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生活，就需要兼有现代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持久价值。

翻开思想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近代以来各种民主的宣言都是反抗中世纪等级制度的产物。无论《独立宣言》，还是《人权宣言》，其“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等都是建立在政治和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这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把民主的基础奠基于平等却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平等不仅有西方民主所关注的外在方面，还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层面。这个维度上的缺失导致各种对“人人平等”肤浅理解的偏见，抵制构建人类普遍价值和深度道德关怀，物的泛滥、私利和感性生活片面的极度膨胀，对理性和伦理修养的不屑一顾，造成了看似“平等”但不和谐、自由但无意义、民主但没有道德的社会现状。浪漫主义的近代民主思想忽视了伦理学对于民主政治的构建意义，从而扭曲了人类精神和人生价值的充分展现。

以古典道德著称的孔孟民本思想强调伦理价值上的平等，而非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这跟基于个人自由的民主观念形成了互补。它超越了时间，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以民众为主体，实现普遍交往、仁爱和谐的社会前景。同样，杜威的道德式民主观，在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视角上，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代思想典范。他的参与式民主思想倡导通过教育，把道德观输入到民主过程之中，以社群参与的方式实现民主政治共同体的道德价值建构。此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独有情钟，在中国讲学和生活两年余，曾经对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有启蒙之功，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对中国的观察、切身体会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杜威的民主观与孔孟的民本思想不仅对我们理解当今社会问题，而且对建构现代民主社会的实践，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孔孟民本思想

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不是像有些人美化的民主政治观，但它的确是古代一种抑制皇权和调节君民关系的思想力量，而且，它还蕴含着可以解开当今西方民主困惑的良方。因为其基础是仁爱的、相互交往的社会群体，而不是既拥有个人自由又受到经济诱惑的个人——这也是杜威积极倡导的不同于个人自由的民主模式的社会基础。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民众的社会性建构力量上，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对个人自由充满浪漫主义情结的近代民主思想的局限性。

纵观中国历史，古代即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观念。《尚书》有云“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说的就是人民大众才是国家的根本，治理国家的要点在于稳定民心，要官民亲近、和谐相处，而不是上压下欺。民不仅是邦之本，还是邦之意，对于号称“天子”的帝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要做到关注民情、体察民意，及时了解民心所向，才能不违背天命。统治者的幸福欢乐建立在与民共享的基础上，据说周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与民同欢（《孟子·梁惠王上》）。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信守“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之训，他对齐王说“王者应以天为贵”，齐王仰面望天，管子说此天非苍天，百姓是也。维持“人本民固”首先要考虑的是民生，管子视老百姓的经济为根本，国力殷实远方的人才会前来归附，土地得到开垦则人民安居乐业，“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管子因积极倡导社会政治改革而被孔子称为仁相，他否定君权神授和尊卑在天的旧观念，因为他认为帝王之权来自老百姓，初民原本就没有君臣上下之别，乱世中有能者借民众之力制止强暴、兴利除害，以道德教化人民，人民才听从于他，这才有了君臣上下之别。可见管子的思想中还深含启蒙主义的进步性。以民为本是我国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基本政治理念。又如晏婴重人事而远鬼神，倡导从政致力于民众的衣食住行；他当政期间实行薄赋敛、尚节俭、省刑罚，从而在古代低下生产力条件下，实现了百姓丰衣足食，政通人和的仁政而和谐的社会。

孔子传承上古至商周的民本观，面对“礼崩乐坏”的诸侯混战、百姓遭殃的社会局面，主张以“仁”为核心的德治，恢复“礼”制的和谐社会。他赋予“民本”以新的内涵，由此奠定了中国古典民本思想的基础。孔子以“爱人”作为情感基础，以“富民”作为经济诉求，以“为政以德”作为政治理想，以“有教无类”作为民众教育主张，提出了以“仁爱”为基础的富民、育民、利民的政治方略和“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体系。孔子的“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它是一种人生理想，境界极高而平实简易，是一个宏大而切近的生活准则，是一套为人处事的范式[①]。孔子在回答子张问政时说“尊五美，屏四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论语·尧曰》），始终围绕民众做文章，“民、食、丧、祭”，把老百姓排在统治者应该重视的第一位，民以食为天嘛。在孔子的“重民”思想中，包含着对民众生存权的尊重，他认为唯此统治者才会换来人民的信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曾称赞法家先驱子产尊重民意，实行惠民的政策，“给人民以利益实惠，役使人民能合乎时宜”。虽然孔子的德治仍然有着“爱民如子”的上下等级观，但“仁者爱人”、宽容与忠恕的思想主张构成了普遍性的民众交往的道德基础。孔子还反对“不教而杀”的暴政，主张教化民众，让人民知仁明礼，注重人民的道德修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他“有教无类”的民众化教育思想对于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高于民的“士”这样一个精英阶层，但我们知道，由于科举制、举荐制的实行，其成员可以来自下层民众，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流动性这保证了民众通过教育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制度性渠道；而且这个精英阶层承担着调节社会关系的中介角色，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社会交流的作用，增强了动态社会的生命力。这一点与西方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封建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它包含着某种人人平等观。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他从性善论和儒家文化的基本教义出发，提出民本、仁政与王道相结合，三位一体的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孟子用四端说为仁奠定了理论基础，有仁心方有仁政，仁政施于民才有王道；而为政的根本是仁义准则，背离残害仁义者即使是天子也应受到诛伐，“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学说中普遍地体现了对普通百姓的深刻同情，特别是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贵君轻”思想令中国历代极权统治者忌讳有加，甚至恨之入骨，朱元璋就曾因此而试图贬低孟子。与孔子一样，孟子认为仁政的目的在于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和谐不仅体现在君臣之间、官民之间，而且也体现在人民之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腾文公上》）。民本落到实处，就要考虑老百姓实际的生活、教育和社会交往。孟子高度重视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腾文公上》），并试图通过井田制改革来实现富民与固民。当然，孟子井田制并不在于劳动的激励机制和生产效率，而在于公平和仁政的教化和实行，他希望通过田界划分把仁政理念明确地表达出来，因为井田大小不均，不公平的田租会产生贪官和暴君，所以通过田地财产，“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在人民安定之后，当政者还要教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这样才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腾文公上》），而通过教化，“人皆可以为尧舜”。重视教育始终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民享”，主张君民同乐。他说“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王者与百姓休戚相关，要体察百姓疾苦，“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也是君民之间建立互信的途径，当国家有难时，百姓才会与君同乐同忧，“亲其上，死其长”。民众“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是因为“凶年饥岁，民老弱转乎沟壑”而“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与管子的“天意在民”主张一样，在孟子的“君权神授”观念中，授予君权的天意就是民意，天意通过民意而表现出来，民意根据天意来决定，两者是一体之两面，互为表里；而且民意还是选用人才的自然标准。孟子的仁政是普遍性的、超越国界的；他的民本思想就象今天的“人权”一样覆盖全人类。在对待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他主张本着道义原则，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因为这样是有益于各国百姓的；而对暴政国家的讨伐要看其国民意见，要体察邻国的国情、顺应邻国的民心，做符合邻国百姓利益的事。

民本思想是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开创者面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的一种基于权威而以民本相协调的和谐社会理念，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政治观念。即使像朱元璋这样君权意识极为浓厚的帝王最后也得承认孟子思想的正当性、深入人心的普遍性。在孟子的思想中，人民大众始终占据着仁政的中心，“民事不可缓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腾文公上》）。儒家学派的民本思想还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阐述来表达，在孔子、孟子看来，桀纣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与民心，而得民心的方法就是以民为本，做人民所需要的、所希望做的。

二、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

与中国儒家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传统相比，历史上风起云涌的西方思想更显波澜壮阔。在理性主义的思想潮流中，基于民主的政治理论层出不穷，其中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显得有些特别；它与基于分权和个人利益的经验主义民主观不同，是一种与伦理学相结合的民主政治观，是对西方民主模式缺乏伦理价值的一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杜威的伦理民主思想就是孔孟民本思想的一种现代表达形式。

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观与其新个人主义思想，都是萌发于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解释——自然的自由主义的传统，它是美国移民先祖逃避欧洲封建旧秩序到新大陆后彻底抛弃压制手段而建构起来的。随着时代变迁，如果说自由主义是消解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有力思想武器的话，那么，在现代民主的社会建构中，我们更需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不是一味强调用于自我保护的个人天生权利。无论社会的政治活动，还是经济往来，合理地调节个人价值与社会群体利益的关系，才能既充实个人主体，又保证社群的发展。因为个人主义在现代技术支持下膨胀的主要后果就是基于个人利益的唯我主义，而不受身体和道德约束的笛卡尔式的自我意识会遨游于虚拟的时空之中[②]。自由主义的有关个人—社会关系的原则中有一些基本假定是错误的：个人没有道德也可以组成社会。然而，个人权利和外在性的自由如何能够成为社会的粘合剂呢？没有社会道德支撑的法律如何可以实行呢？把民主社会的希望和持存寄托于所谓“客观”的宪法条文上不可信赖，杜威认为一个按照民主制度的教条而设置的政府并不是保证民主主义的根本，民主是在教育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有关社会或者社群的共同体生活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每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从长远来看，其主角是多元文化而非单纯经济和政治，而不是被吹捧的法律条文。

按照杜威的说法，原子主义的个人权利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受到资本利润的驱动，从而与内在的伦理价值发生分裂，最终危及到美国国民的个性发展以及美国精神，“个人主义所代表的机会平等、自由的联合与相互交流正变得日益模糊和暗淡。”[③]传统的自由主义过于关注个人，忽视别人和社会群体的存在和重要性，个体权利被制度、法律和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加强和巩固，几乎变成真正“天赋”的了。然而，只有存在相互交往和沟通的地方事物才有意义，从而比原始状态中的事物更加有力地支持人类的社会事务和组织，也更加持久和实用。在杜威眼里，旧个人主义的那种重视物质和个人权利的浪漫主义是毫无道理的，“失落个人之悲剧在于：虽然个人现在已为种种庞大而复杂的团体所掌握，但这些联系的意义尚未和谐且一贯地映入人们想象的与情感的人生观。”[④]既然个人权利依赖于法律条文，那么它最终还是社会性的，还是与其时代相关的。杜威试图提出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以弥合个人与社会两个实体之间的分裂——这是杜威最痛恨的、源出于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的一种二元分离。杜威把个人及其权利放在共同生活的生活之中，用共同生活下产生和固定下来的个人的特殊反应、习惯、气质和能力来替代个人权利[⑤]。因为我们身处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团体的合作；同时，个体价值也必须在集体内与他人的合作中实现，这样建立起来的主体性才是进步的、真实的。杜威认为交往行为在社会道德的建构中具有积极意义，“交往、共享、协作参与事实上是建立道德的法则和目的的普遍化的唯一途径……善只有通过交往而存在和持久，联合是共享的手段，这些意义已日益深入人心，并潜伏在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现代情感意识之中”[⑥]。的确，就像海德格尔所揭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必然处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社会在意义的提炼上是个人的价值之源，它与自然界对于人的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有着同样的决定性，或者说社会塑造了个体的自我性，让个体以如此这般的独特性在公共的领域中以差异性的形式展现出来。

为了建立新型民主理论，杜威改造了传统的自由概念。他认为自由不是现成的东西，自由体现在其“选择行为”的发现之中，自由是积极而又乐观的，是个人基于生活经验之上的行动选择，这是一种对他最不认同的理智专断主义的解脱，预示着一种新型个人主义的伟大解放。在杜威看来，真正自由的选择行为一定发生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且它最终还要在原初经验的社会载体中得到检验和效果评判。人类的理想未来、参与式民主和美好的道德生活只有通过有理智反思的选择才可能建构起来。此外，杜威还对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平等观进行改造，“平等并不表示那种数学或者物理式的平等。”[⑦]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才能、爱好、基本条件各不相同，用单一的尺度来衡量和界定相互交往的关系，会把无数革命先驱用鲜血换来的“平等”概念化、抽象化，这样的所谓“人人平等”的社会即使有民主之名，却无民主之实效。

杜威晚年认识到，人类理智的选择行为所建构的文化环境对于自由的实现价值，人与文化之间的交互最终一定能够发展和满足人的需要和愿望，从而倡导以文化为联络纽带的共同体，发挥多元文化、社会责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因为，民主主义对于杜威来说是一种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形式，而不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外在物的政治结构，它与教育一样，都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根本性改造作用、相互促进的基本要素，建立在共同交往而非外在权威力量上的民主社会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⑧]他鼓励有责任心的民众（而不只是社会精英）对人类事务的最大限度的参与；他认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能够开启人们相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形成社会信任和共识，这就是在实现、建构和扩大民主的内涵和价值，也就是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最有效方法，这是实用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贯彻和体现。杜威相信，民主是在社会之中人们共同建构起来的，而非外在于社会的某种自然进化的结果，大众积极参与的建构过程才是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有力保证。

三、建构现代新型民主社会的反思

在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过程中，人类面临着现代性带来的共同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性经济危机等等。现代社会的困境呼唤着普遍合作和伦理价值的复兴，因为唯有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形成对资本的有效制约，道德的回归终将压缩资本的空间，浅化资本对价值领域的渗透。资本所指向的个人利益与普遍交往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相互抵触的、分裂的。也就是说，资本通过个人利益指向单一的个人，但与此同时，资本也通过社会交往指向集体生活。在中世纪等级制消灭之后，普遍性交往必然导向人类社会性生活这条通道，因为民主有关社会全体每个人的利益。现代西方社会过多地依赖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手段，试图把一切问题都化归到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巨大差别，这是对社会生活的单一化和价值虚无化。在社会交流中，经济需求只是一个基本的方面，而整体上提升社会民主生活质量的还得靠道德价值，靠人与人之间超出经济利益和个人自由之上的社会群体生活，以及源于这种生活的幸福感，这正是杜威积极倡导建构新型人类共同体的价值所在。资本和技术本是无情物，其所驱动的社会一定出走向抽象的超道德方向，而这正是儒学思想可以弥补的。

儒家先贤主张“修、齐、治、平”，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参与世事，这更似杜威共同体的参与式民主生活。交往本是仁爱的基本表达途径，它自然也支持由交往而发展出的社会公共诉求。孔孟民本思想虽然不能避免传统的等级名分，但其关注点却在于全体人的利益。等级名分似乎与民主对立，却是为实现社会生活和谐的一种古代社会方法，因为在农耕文明的基本物质条件下要维持人口和地域都很庞大的社会的秩序，礼制或许是通过内在机制形成外在约束的一条有效途径。“礼”非为交通工具和管理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所设计，但民本思想的核心主张依然对现代民主的和谐建构有借鉴意义，儒家政治观并不排斥个人利益，但是以全体性的社会和谐的伦理为前提。

与孔孟的民本思想相似，而与现代个人主义的民主不同，杜威的民主侧重点不在于制度与政府，而在于社会共同体，在于共同体内的互动交往和教育。他认为，这才是现代社会的主体，机构和法律条文等等都是帮助主体实现理想目标的工具与手段，是辅助性的角色。因为制度的保证是单调的，教育和参与才是民主得以维持的条件，任何民主制度的规定和政府的实施执行最终还是依赖于每一个个体的具体行动，也就是以共同体内的个人积极参与为前提。现代民主理论是从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学说中派生出来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只强调人人平等和个人的权利，却忽视了全体人的整体利益，即一种有道德价值的社群生活。自然权利并不能把只关注自我利益的人群凝聚起来，这是民主的一个根本困惑。而杜威正是在私利当道、个人自由和权利至上的社会情境下，提出共同体的作用在民主实践中的核心价值。在杜威看来，民主是一个参与的建构过程，而不是一个生硬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冲突的调节依赖于我们对民本思想的道德理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的民主道路难循西方走过的单线发展模式，即使我们必需面对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断然不能将同样的恶果再吞食一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原始丑恶正是道德力量和公平政策展现社会公共意识的场所，而伴随着资本运行的贪婪和私利也可以用杜威的新个人主义来克服，基于个人权利和外在自由的民主弊端更是为内在伦理的社会性参与留下了空地。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视角来看，孔孟的民本思想似乎属于一种伦理与政治不分的政治学说。但是，对杜威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分析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孔孟思想的当下价值，儒学并不先天地抵制民主——说它抵制个人原子主义倒是事实——反而有利于反思今天的西方模式，建构多元化的和谐的文明社会，实现民众有效参与的民主。西方模式并不是现代文明的唯一模式，同样，近代西方的民主之路也不是通往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考虑到孔孟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中的支配地位，其民本思想更是我国现代化与文化复兴过程中值得信赖的思想源泉。

孔孟民本思想与杜威的建构民主理论给我国民主化以现实的启示，对于我国乡村选举、“由下而上”的民主实践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随着农村民主选举的推广和深入，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正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反省得到解决的，如选举程序的设计、村委公开、民选组织的监督与制衡、效果的客观考察。实践证明，在当前各种各样的现实条件约束下，这是最大限度地释放人们对民主的渴望和热情，同时又保持稳定的深化改革的上策。它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培养着历史上最大数量的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我们可以期待，这样的民主过程能够继承和融合孔孟民本思想等传统价值，从而实现对文化和社会的双重改造。这个伟大的实践也可能演绎出一个杜威民主的新范式：不是基于权利个人主义，也不是依赖于易导向官僚腐败的国家政治，而是强调现代市场规则中个人积极参与，制度设计和教育并重，个人与社会相融的共同体。

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孔孟民本思想的作用，忽视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尤其是具有长期皇权统治历史的我国。同样地，我们也要看到杜威伦理民主思想是对西方现代民主的反思，是建立在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权、自由、平等等基本理念的认同之上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孔孟的民本思想对社会和谐和交往的道德价值，与杜威的民主批判恰恰修正了西方民主的道德缺失。这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无疑是有益的，但对于正在现代化与深化改革途中的中国，只宣扬道德层面，而忽视民主的基本要素，尤其是本来就比较缺失的个人自由、平等、民主社会的体制建设等等方面，就不合乎时宜了。文明有不同，我们必须面对中国已经走上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化之路这个基本现实，而不是停留于农耕文明的模式，工业文明所指向的一些基本思想观念、社会体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可或缺的。当然，这并不否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正是笔者在此反对的基本立场，无论是站在西方张扬道德贬抑民主，还是站在东方倡导民主贬抑道德。

从理论渊源上说，孔孟民本思想和杜威参与式民主之间是存在差异性的。它们毕竟有着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所继承的理论前提也各不相同。杜威参与式民主是基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思想，对孔孟民本思想有时代超越性，参与更是社群的构建具体化，是对实现民主的方法论上的现代哲学反思的成果。立足于现代社会，我们要警惕复古主义，简单地照搬古人思想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它忽视了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不同，用马克思的话语讲就是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就是试图用一套脱离现时代的思想为框架，而把现实的生活世界装进去或以这个框架为思想指导、评价标准。

结语

在日益成为现实的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构成了一个民主的、充满活力的过程，无论是传统思想，还是现代理念，都被保证了在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全球“泛可进入性”。跨越国界的、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重建成为必然，西方个人至上、以权力为基础的民主观念需要改造。杜威从实验经验到文化价值的转向，为儒学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民主社会建构的重建提供了参考。我们曾经漠视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而世界却越来越关注中国。30余年的学术“睁眼看世界”让我们蓦然发现：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外面的世界，而且连我们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也需要更换思想模式来认识和反思。如果没有西方理性主义为参照系，我们能够反观到孔孟民本思想传统中的伦理与政治的纠缠症结所在么？能够反思到现代民主思想难以植根于血缘家庭，反思到家庭模式无法在现代社会中推广结出现代民主的果实么？对于西方世界，引入孔孟伦理学民本思想是值得的，那是对现代民主理念中疏远道德关怀的有益弥补。反过来，对于经历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洗礼、跨过“救亡压倒启蒙”多难时期的我国，如果过分强调孔孟的道德规范则是危险的，因为我们缺乏的不是道德和家庭亲情，而是理性民主理念的教育和普及。

孔孟民本思想和杜威参与式民主观对现代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有双重启示：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弥补，两者都有积极作用；它们也提供了反思性的启示，不同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情境要求我们有基于现实的理解。理解和反思孔孟的民本思想并不是为了与西方民主思想相抗衡，以发掘出我们祖先值得骄傲的东西，相反，恰恰是为了揭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究竟有哪些是与民主理念格格不入，哪些是依然有效的价值闪亮点，从而为我们寻找新的民主之路提供理论指导。我们既不能固守一些不合时代潮流的陈旧观念（如亲亲相隐，儒家女权观等），也要避免西方民主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缺失，张扬传统文化中的有效成分。这也是杜威极力提倡的，他把民主当作一个共同体内的参与活动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在中国访问期间亲历五四运动的杜威所提出的中国民主“结合中国自身传统和时代精神”的看法今天依然有效。这既剥掉了固定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也为我国乡村选举等民主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选举过程的教育意义和大众参与的作用比一个一蹴而就的结果更为重要，这才是民主得以实现和持久的根本保证。

 

Enlightenment of Dewey and Confucius-Mencius’s People-based Thinking upon Modern Democracy

Liu Huachu

Abstract: Western democracy thought is based on individual freedom and equivalence of rights, which could lead to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community. The theory of participant democracy advanced by the great pragmatist, John Dewey, resembles a lot to Confucius and Mencius’s people-based thinking, upon allegation of moral value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It is a sort of valid overcoming to the predicament of atomic individualist democracy, and i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a modern society to construct democratic life based on social community, to adjust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to realize the social harmony and individual life value, especially for our present democratic practices such as the village election.

Key words: Confucius; Mencius; People-based thinking; Dewey; Participant Democracy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