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威实用主义的建构方法及其特征

刘华初

 

摘 要：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非常注重方法论的研究，提出了包括著名“五步法”在内的多种方法，其中，建构方法是常常被人们忽视但却相当重要的一种经验方法。杜威的建构方法是建立在他的新经验观基础上的，它以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为前提，是一个基于具体历史情境的、反复建构的综合性过程。建构方法与逆向追溯事物发展过程的“起源方法”相辅相成，分别从分析和综合两个方面解释着经验及经验过程。建构方法在杜威教育、心理学、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思想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运用，在帮助人们实现在政治、伦理学和宗教等诸方面的圆满经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建构方法；杜威；实用主义；工具主义；起源方法

 

众所周知，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西方哲学传统在对事物和知识追根溯源的过程中相当注重方法的研究。对事物认识的结论固然重要，但它会随着人们的认识过程或者认识视角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而方法却不同，它既不那么容易变化，也不可缺失。因为认识结果的得出必须依靠一定的方法才行。即使是受到现代哲学深刻批判的近代哲学，虽然高度崇尚理性，但是在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过程的考察中也强烈地倚重方法，我们有关外在客观对象的认识和判断都必须是我们主体在一定的规则和方法所约定的程序中通达的。换言之，客体或认知对象要通过我们的认知方法来定义和明确，只有符合我们认知方法所设定条件的材料与认知主体遭遇，才能成为我们的认知对象。作为美国精神的支柱，杜威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黄金时代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重视实际行动的积极建构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反对传统思想中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观念，因为，所谓主体与客体在分离状态中不存在独立的认知和被认知的意义，而且，一切认知方法本身也和我们的认知目的、达到这种目的的社会实践密切相联。人们通过实践经验来达到并深入到自然世界，并改造自然以成就理想，从而充实和扩展着生活与实践所在的世界的意义，在现实的世界中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类心灵中的精神价值。

站在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立场上，杜威把知识本身当做是一种工具，而不是近代认识论所认为的一个确定的目标。杜威认为，在人们对各种知识的探寻过程中，人们运用各种不同的经验方法，如实验方法、起源方法、逻辑探究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构造方法，即建构方法，它们一起构成了杜威哲学思想中的方法论图景，弥补了其辩证法的缺失。作为主体在一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积极建构知识和经验的手段，建构方法是我们由以获取从而实现各种政治的、社会伦理的、教育心理的和宗教的等诸方面圆满经验的方法。作为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建构方法的价值和有效性就由其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来评判的，而不是根据某种先验性的理性和先在的前提条件。在杜威看来，遵循“怀疑——探究——发现”这个经验操作程序的建构过程不仅在我们的心灵上，更重要的在社会实践行动上是反复不断地进行着的，建构方法是其中不断形成新的假设，并积极地推动人们逐渐达到理想目标的一种探究逻辑。

一、杜威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及其建构性

“方法至上”是杜威在其名著《确定性的寻找》中一章的标题。他说，人们对于问题和克服困难的自然反应是直接行动，但是，“只有当人们在专门的探究领域中成了熟手之后，心灵才立即从问题出发着手活动；即使如此，在一些新的实例中，也总是对情境先有一个摸索时期，而这种情境充满着混乱，而不是提出清晰的问题以备研究的。”^[[1]] 如果说杜威为实用主义奠基的哲学基础在于新经验理论，在于对传统哲学的经验的成功改造，那么，与这个新经验观如影随形的就是方法，因为，强调实际行动始终是杜威和实用主义的核心立场，也是其能够成为、并体现美国精神的支柱。而在对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杜威尤其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在人反思的行动中，方法始终是心理对刺激做出有效反应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理智的体现。毫无疑问，杜威对方法论的重视是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但更是现代哲学家、思想家中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典型代表。

在杜威哲学的方法论中，有许多方法，譬如被胡适归纳为五步法的逻辑探究方法，还有发生学方法或称为起源方法，即对事物进行时间上的逆向追溯、起源性的历史考察其发生过程，也有人从生物学角度称之为发生学方法。“五步法”的重要性不必说，起源方法在杜威看来是19世纪下半叶的一项主要科学成就，这表现出杜威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因为，达尔文对物种起源的考察的理论根据在于，“认为洞察任何复杂产物的方法就是追溯其生成的过程，通过连续的历史来领悟它而好像它只是意味着当前的社会状况不能与过去分离，这是片面的。它同样意味着过去的事件不能与当前的生活现状分离而保存（其）意义。历史真实的起点总是某种现在的情境与其问题。”^[[2]]杜威则试图基于现实状况追踪历史，以当下的情境问题为背景追溯事物的过去，而不是停留于简单地记录事物是如何在时间的过程中产生、发展直到当前状况的清单。换言之，考察过去的动机和方式、思考角度都源出于当下的现实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威思想中少有的历史主义维度，这当然不再止是达尔文的实证性方法，而是与杜威的经验方法相结合并得到改造和思想提升了的一种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考察的这种方法。

这里之所以比较详细地谈到杜威的起源方法，是因为在杜威的方法论图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与它形成了辩证性的关系，那就是建构方法——重要但却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一种经验建构的方法。建构方法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心理学思想的真谛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和消除自然主义者桑塔亚纳以及包括存在哲学论者在内的一些现代哲学家对杜威和实用主义的普遍误解。通常来说，对人们对事物的考察和研究遵循着两条方法路径，一条是解释路径，另一条是起源路径。所谓解释路径就是通过对事物进行描述、分析，探索事物结构或者运动机制从而说明事物何以如此这般存在的方法，而起源路径则是从事物的现状开始，在时间维度上向过去追溯，进而揭示当下事物形成或者事件发生的历史环节、节点上的性质乃至整个历史性过程。杜威认为，人类意识的来源是欲望和生存等冲动，面对动荡而危险的世界，人们要想生存，除了向自然力量妥协之外，就在不断的经验碰撞过程中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发明各种技能和方法^[[3]]。起源方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反思发现事物或者事件的真正原因，从而增强人们得以把握自然世界、把握自己精神世界的能力。但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有些事情或者事物原因并不是可以直接把握到的，需要在事物发生的历史性过程中通过分析才能追寻到其根源。按照杜威的说法，这种起源方法的基础是情境，因为每一个情境都具有创始、倾向或意向、后果或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性，我们才能根据它可能的进程和后果来判断其创造的不同阶段。^[[4]]譬如，杜威就成功地运用了起源方法对古希腊哲学进行分析寻找到其理论－实践分隔的起源及其问题所在，进而在其改造的经验理论中弥合这种分离，超越了近代二元论。

杜威的哲学批判和思想历程到处都有起源方法和建构方法的运用。在杜威一生中，他的哲学思想、心理学、教育观、社会政治思想随着不同时间不同现实问题的出现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相比不是特别明显和突出，但是，在方法论上来说，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在前期他关注于面向经验的科学探究的逻辑与方法，到后期则更多地关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如何建构的问题。而连接杜威思想中这两个阶段的纽带可以说就是杜威自己包括建构方法在内的“方法至上”的原则，这体现在他对科学实验方法的推崇上，体现在他面对人类美好生活而为工具和手段进行哲学辩护的实用主义态度上。他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一种真正的经验方法，这不仅是由于科学的辉煌成就对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在于，科学方法的具体操作，作为一种工具贴近杜威的经验理论的内涵。作为实用主义奠基者，他要把这个方法的生命力和价值张扬出来，扩展到他后期高度关注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建构中，主张在文化重建中实现各种经验的圆满。

我们知道，胡适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杜威的学生，他主张在改造中国现状的问题上多研究些方法、少谈主义，抛开他受到批评的政治立场来说，他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所持注重方法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最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要成就美丽的“中国梦”，需要真抓实干，而不是吵吵嚷嚷。可以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厚的重视行动实践的思想渊源，这也是杜威喜欢中国的原因之一。杜威不仅对当时的中国遭遇持有同情，而且极力宣扬行动改造以及采取正确的行动方法的思想，按照胡适所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不仅胡适如此，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认同方法的重要性，并不反对方法本身；李大钊在其反驳胡适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说，我们应该结合理论与方法改造世界，而不是割裂开来。虽然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纯粹的哲学理论问题，但是，在他们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辩护时，方法仍然不是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杜威实用主义的建构方法及其基本特征

在杜威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中，建构方法与起源方法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而互补的关系，如果说前者为一种综合性的方法，那么后者则是侧重环节分析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都体现了杜威哲学中有关经验是一个过程的基本观点，因为两者所针对的都是实物的过程，而不是仅仅针对于其最终的结果。这两种方法虽然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与辩证法同样的效果，特别是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发展之后的辩证法相比，但是，它们的综合性运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杜威在方法论上受到诟病的辩证法缺失。

杜威实用主义的建构方法表现出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反还原主义特征。这一点可以从“建构”这个术语本身的含义可以看出，但是，杜威的反还原主义是基于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基于他对经验的改造，因此具有存在论的根基。与其关于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不同，杜威的建构方法并不是以明确的理论体系的形式提出来的，而是主要表现在他对传统认识论静态观的批判上，特别是对笛卡尔、康德认识论中的二元分离和客观对象的固定不变性的批判上。在杜威建构方法的相关思想论述中，“事件”这个概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范畴，是杜威阐释建构方法的基石。在杜威看来，所谓事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形式”，一种既包含有时间、空间，又有具体的经验事物和发生情境的整体，在反还原主义的基本假定下，杜威反对将“事件”像数学公式那样简单地还原成各自分离的时间、空间、物质、人、原因、结果等等确定性的要素，而且，这种还原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经验的事物和自身的思想，从而指导具体行动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因为“事件是以暂时的过程为条件的具体存在，它在有机体－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情境中得到发展。事件概括了两个基本的杜威假设。”^[[5]]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杜威建构方法中的反还原主义特征，那就是有关“恒星”的解释。杜威从经验的直接感觉性质中得出，恒星这个所谓认知对象作为客体是我们的建构结果，他认为外行眼中常识的恒星和天文学家眼中具有具体细节性知识的恒星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哲学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满足各种独特探究任务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知识环节”。在杜威看来，认为恒星这个概念是人们对夜空中那个光亮点进行物质虚构的推断，无论是否正确，都不能得到实践确定性的终极证明，因为，物理学家把恒星说成是引起微光的真实客体，这种解释在物理学中如果具有合理性的话，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却可能是一种循环。他认为，人们从所见光推断出或者构造出一个恒星，而恒星产生光也是一种物理学知识构建假设，这里显而易见，恒星的存在性依据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或者说我们难以剥离这个认识论辩护依据，可是在哲学上，存在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而不是相反。杜威在这里似乎导出了一个两难困境，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杜威的建构方法是建立在其经验自然主义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两难困境也就自性消解了；另外，从超越近代认识论模式的视角来看，杜威建构方法的特征蕴含着杜威对传统哲学二元论的克服。

其二、建构方法基于连续性原则。杜威关注生产和建构，而这种生产和建构是以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为基础的，从实用主义的最终指向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来说，哲学的任务最终在于对文化和人类生活的意义建构，从自然科学研究到社会人文关怀之间是一个经验所及的连续性地带，因此经验的建构方法也就自然而然了。可以说，杜威在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上持一种建构主义态度，虽然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说法，但他对先验观念的消解，对经验的改造，主张人化的自然，在成熟的后期又倡导文化的建构，都表明他既有自然建构主义思想，也有一种文化建构主义的观念；这与其知识是建构文化工具的“工具主义”观点一脉相承，相互印证。与认知领域、心理学领域里的典型建构主义不同，杜威的建构方法是站在哲学高度上的，具有哲学的基础根据，而不是某种单纯的科学认知模式。即便在某些单一的方面，譬如，经验与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包含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诸要素的参与，他也比皮亚杰的古典个人建构主义和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提出得都早，而且很可能是杜威给他们提供了启示。

作为建构方法的前提条件，连续性原则是杜威反对近代二元认识论而提出的基本哲学观点。杜威虽然反对康德的“先验”概念，譬如认识主体、时空形式和范畴，但他并不否定那些认识本身；而且认识本身并非如康德、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先验的、不可解剖分析的，而是在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认识主体本身也是可以由其实际产生的功能和行为而界定的。正是通过这些概念和范畴，经验者才能够对所经验到的事物有所感受、言说和判断；在反省经验中，对世界的行为中更是不可缺少经过公式、推理等过程而寻求到的解决方法。对于杜威来说，这些建构起来的概念、范畴和认识是达到实践行动解决问题的理论工具，它们对于具体问题而言可能只是一种连接不同要素的中介而已。由此可见，很多看起来不变的概念和规则、“先验”的法则都不过是人在连续性的经验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结果，换言之，凡是在认识之中的都是基于连续性的认识建构的产物。

其三、建构是一种反复的过程。因为我们的认识过程总是不断变化、升级，随着原来建构结果在新的认知过程中问题的出现而变得陈旧，于是就需要新的认识了，也即新的建构了。我们知道，巴黎的“米标”模型成为“米”单位的支架，从而保证着这个基本长度单位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曾经支持着物理学界的统一。但是，后来发现光波更加稳定可靠，于是这个曾经的支架就退出物理学界统一维系的建构世界而进入历史博物馆，让位于光波作为单位建构的角色了。建构的过程性特征典型地表现在杜威区分“宗教”与“宗教性的”的观念上，他认为，神学运动在西方的法律发展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曾经是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一种建构支架，神学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建构起来的一座巨大的精神文明的“桥”；但是，随着神学逐渐完成了这种社会意义的建构功能之后，如果它的积极功能逐渐消退而负面效果渐显，就会阻碍人们在达到现代化之后建构新的意义世界的实践，于是人们就会想方设法改造它，拆除它。如韦伯所说宗教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缺失的要素，但今天，如果它还有着在伦理学方面的价值的话，我们不必拆除它，但至少要改造它，去掉其教旨主义的成分；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去掉其“头”，而保留其过程之“身”，可以说这就是一种新型的宗教建构，是一种有益的宗教性。连强大的宗教建构都具有历史性、阶段性，还有什么东西的建构不是经验反复建构的一个环节呢。总之，意义的建构过程是通过循环而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杜威其实蕴涵着后来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的诠释学观念。过去事件所具有的这种重要意义乃是积极地和统一地浸润在当前所发生的事故之中，并为它们所体现出来，而这些当前的事件实现着为过去事件所构成的当下意义。

其四、建构方法具有具体历史性特征，也即具体情境之下的历史性。这种具体的历史性特征表现在杜威用时间性情境来消解康德的先验性假设上。情境是建构起来的，“实在不是通过感官的接受性而得到揭示的，而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式在筹划和施行有赢有输的行动的情境之中被揭示出来的。”^[[6]]杜威明智地看到，像黑格尔那样主张强扭在一起的思想综合在短期内是无法达到的，所以他并不介意其哲学“不成体系”的指责，而面向具体的情境问题。他宁愿解决一些当前的迫切问题，建构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指导工具，而不是宏大的理论，哪怕这些问题是零碎的，只要我们在解决的过程中是处于一种统一的思想指导之下就足够了；他认为哲学是道德和政治的诊断，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问题。在杜威看来，黑格尔式的统一往往造成僵化的确定性，他对确定性的批判就是出于对这种僵化的认识论的反感。可以说，对杜威哲学的一个研究切入口是他对知识与行动的观念，而这在其《确定性的寻求》一书中得到最充分的论述。他声称要用探究来代替二元论之类的确定性争执，因为，他认为在那个条件成熟之前，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扫除阻塞人们思维的无用材料，从而开辟通向未来可能的真正大综合的道路。杜威的建构方法有超越历史主义的意义。历史主义只是道出了时间性和时间上的变动性，而杜威的建构方法对于事物在时间过程中的构成模式说的更多、更细。杜威的建构方法包含了空间性的变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空间也有不同的具体情境，思想和语言和行动空间不同。历史主义没有道出变动是如何进行的，线性演变的，还是突变的结构变动，而建构方法主张两者的交替存在，主客体在历史时间中的交互影响过程实际就是一种建构过程。

三、建构方法在杜威各方面思想中的运用

杜威的建构方法体现在其思想的方方面面。譬如，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实践对美国的现代教育，甚至中国的现代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运用建构方法对儿童认知过程的解析、“教育即生活、社会、经验的改造”、“做中学”等教育信条促进了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本人曾著文专门论述杜威的教育思想中的建构性特征 ^[[7]]，所以，关于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建构方法运用就不在此赘述了。下面我们从语言、心灵、文化、民主政治、宗教伦理等方面来考察其运用。

杜威的语言哲学观与其建构方法一样被人们所忽视，直到戴维森在对语言分析的意义考察中重新发现了杜威实用主义的价值，人们才又关注起杜威的语言实用主义观念。在杜威看来，语言就是人类的一种经验方式，语言的形成是一个人类经验历史性的建构产物，其中始终承载着大大小小的社会行为和意义的建构，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语言就是一种经验工具，“语言总是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且当它被当作工具使用时，它总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进行的协作行动的一种手段，……他带有一种分享和融合一体的意义。”^[[8]]毫无疑问，就像意义的建构是反复的过程一样，语言用法的建构过程充满着内部小循环。凡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拿出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说是基本的，都是有问题的，例如词典中的词，每一个都是由某些其它的词语来建构其意义的，即可以由其他的若干词语得到解释，虽然没有一个词语是最“基本”的、确定的，但是整本词典还是可以相互解释的、对于使用者其意义是可以清楚理解的。结构中的相对性、“基本”假定或者实际形成的状况反映了时间和生活状态等多重因素的现实结果，但不是理论上“基本”的，而是一种方便的稳定的要素，生活的支架。语言中的意义的建构使得意图的非语言字面特征越来越明显，各种相声小品都是利用语言资源作为材料来建构意义。但在在日常生活中，意义的建构具有强烈的超越语言层面的确定性，那就是文化的建构。

文化的建构典型地体现了杜威“知行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思想。杜威晚年主张建构一种新型的文化，他试图用文化来代替哲学，并主导未来的哲学发展，因为他认为，各种未来的可能性与实际可行性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文明应走向何方是一个在今天比在已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的课题，在物质文明比较发达的今天，让我们更担心的是，单纯的物质会超越我们文明与精神的力量而反过来主宰我们的生活，“对于任何文明世界来说，财富、教育、科研以及许多其它事物，都是必要的。但是，今天最需要的，是修正这些手段为之服务的目的。这意味着，首先要发展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给与物质的东西以应有的合理地位，即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地位。”^[[9]]在新型文化的建构中，杜威倡导哲学理论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希望将哲学思想变成实践中起建构作用的方法，而非抽象的为理论观赏物。这一点上，毛泽东有通俗而深刻的阐述，“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克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0]]对于我们当下来说，文化建构的重点在于制度的建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创制起于良好的初衷，但不久便流于形式甚至被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果，比如辅佐少主制度、明朝特务制度等等。这需要继承者因时利导，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变法宜矣”。换言之，制度本身曾经起到了历史作用，参与了历史经验的建构，但曾经是积极的力量完全可以变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权力，因而还需要重新的建构。

杜威的建构方法还表现在他有关社会的民主政治、伦理学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论述中。经验是建构的，作为一种运动的力量和要素，经验的价值不仅在于当前事件的性质，而且还运动方向。杜威非常看重民主社会的重要性，因为民主社会是教育的保证也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也是人类共同经验形成的可能条件，而且在各种经验之中民主经验是最动态的。^[[11]]如果说杜威反对源于古希腊的二元分离的倾向，那么他对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则是高度推崇的，因为古希腊的理性首先是在政治生活中表达出来的，也是在其中形成的，“社会体验成为实证思考的对象，因为这种体验适合城邦中展开的公开论辩。……这样，一个外在于宗教的真正的政治思想便出现并确定下来，它有自己的术语、概念、原则和理论观点。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人的精神面貌，它是一种文明的特征，这种文明只要还有生命，就把公共生活视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境界。”^[[12]]杜威基于社群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的建构性民主，基于社群的个人积极参与建构的民主主义社会。杜威鼓励有责任心的民众而不只是社会精英对人类事务的最大限度的参与，认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能够开启人们相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形成社会信任和共识，这就是在实现、建构和扩大民主的内涵和价值，也就是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最有效方法。杜威相信，民主是社会建构起来的，而非自然进化的结果，大众积极参与的建构过程是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有力保证。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杜威建构方法在其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心灵哲学思想中的运用。众所周知，杜威最早的思想成就表现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上；他是美国功能主义心理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曾经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杜威深受詹姆斯和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认为心理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机能，心灵的价值就再也对有机体适应环境从而增强生存能力；他著名的“反射弧”概念实质上是一个刺激——反应不断重复而建构起来的心理反应机制，是一种心理的经验；作为其经验观的“血液”，机能和生长也是其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内含动态的建构性特征。杜威还揭示了旧心理学所忽视的情绪和主观能动性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对儿童生长的阶段性划分上；他认为，在学习思维中人对新、旧经验通过认识和回忆进行调节和重新建构，这是主动性学习、举一反三的心理学基础；即便一种情绪性的反应也是个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适应过程中的一种调节机制。因为，健全的人不仅一方面自我调节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界和社会，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发挥自我意识的反作用，从而在自己与外在环境之间形成相互建构的过程。建构性贯穿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表现在其能力、思想和行为上；不过，这个变化和成长中的心灵除了受到物质性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影响之外，还受到文化传统和习俗的历史性建构。也就是说，心灵不是一个本体的存在，而是在建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意义体系，“整个科学、艺术和道德的历史表明，个体所呈现出的心灵并非属于个体，因为前者实质上是信念、识别和无知的体系，是对意义的接受和拒绝、期盼和赞许的体系，而这些意义则在文化传统和习俗的影响下被制度化了。”[13]杜威的心灵观念是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建构思想的基础，他基于建构方法的心理学理论对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的教学方法和实践、特别是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从事自主性学习、儿童能力建构培养的实践。

 

On the Constructive Method of Dewey’s Pragmatism

LIU Huachu

 [Abstract] Methodology is one important aspect in Dewey’s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or Pragmatism, while the constructive method is one of his indispensable experience methods. Dewey’s constructive method is based on his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oncept of experience, and it is a kind of experience method based on the continuity between the nature and culture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tic method reversely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ings, Dewey’s constructive method is to give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from the angle of hermeneutics. It complements Dewey’s genetic method, and they both inquire experience from angles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respectively, making up the miss of dialectics in Dewey’s methodology. The constructive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Dewey’s psychology, educational thoughts, sociology, and so on, and via which we may realize the satisfactory experience in our lives of politics, ethics, religion and mind.

[Key-words] Constructive Method; Dewey; Pragmatism; Instrumentalism; Genetic Method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