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研究的三个关键性概念，也是开展生态文明理论交流的话语前提。在既有的生态文明研究中，由于研究语境的局限性，对生态内涵的阐释甚少，对文明内涵的阐释甚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将生态问题置换成了文明问题，从而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对生态文明内涵的时空差异性也缺乏应有的重视，把资本主义生态文明与我国生态文明等同起来。同时，生态文明的侵略性话语也应值得警惕。

关键词：生态文明   关键性概念   再审视

作者简介：王增智（1973—），男，湖北随州人，博士，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当代中国发展道路、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

 

一、生态的两种内涵：本义和被赋予之义

    从我国目前既有的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文献看，很少涉及甚至根本不涉及“何为生态”的问题，似乎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和不需要予以深入分析的，[①]抑或仅仅是一个生态学上的问题。笔者以为，恰恰相反，仅从当前的部分研究文献将生态视为环保的角度讲，如果不具体分析生态的内涵，那么环保问题就无从谈起。环境是一个相对概念。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是相对于生物群落而言的，人类社会环境是相对人的居住时空而言的，生物群落或人的居住时空不同从而环境不同，进而需要保护的对象也就不同。因此，厘清生态一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内涵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构建的首要任务和交流讨论的基本话语前提。

    生态一词，从语义上解，即为生物的存在或生活状态。这里的状态是指生物体间及其与居住的环境间的关系状态。在生态学上，这种状态主要是指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生物体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词源上看，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oikos），意指“住所”或“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ecology）就是研究“住所”或“栖息地”的科学。但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住所”或“栖息地”的主体（生物群落，包括人）、时空环境（场所）及如何住或栖（关系）是其必备的逻辑前提。从词根上讲，生态学与经济学（economics）同根，在词义上具有某种共同点。这即是说生态学与经济学相关。如美国的R.E.Richlefs教授曾写过一本叫做《自然经济》（The Economy of Nature,1976）的书，其副标题是基础生态学教本。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教授EdwardO.Wilson在其著作《生命的未来》中也提到过自然经济的问题。1987年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经济学与生态学使我们结成了愈加紧密的网络，……经济学与生态学在决策立法过程中必须完全结合起来。”其意为生态学和经济学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归纳关于生态的既有研究，其主要内涵为生物（包括人类，以群落的形式）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与环境（既包括纯自然的环境，也包含人造环境和人本身——笔者注）的关系，尤指动物有机体与其他动、植物之间的互惠或敌对关系。 ^[1](P3)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生态一词至少包含了如下基础性内涵：生态是一种关系状态；生态的这种关系状态发生在生物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动、植物之间（统称为环境，但不仅仅是纯自然的环境，也包含人造环境和人本身）；这种关系包括互惠或敌对两种，且与经济有关（主要涉及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笔者注）；这种关系还内涵了生物物种的多样性。鉴于此，我们可以将互惠的关系称为积极生态，敌对的关系称为消极生态。我们经常所说的生态主要是指力争构建积极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的追求森林覆盖率并不意味着就构建了一种积极生态，生物物种的相生相克关系也应得到充分考虑。

    当我们把这种自然建构的积极生态被转喻到人类社会领域，特别在人类生活与其周遭环境发生严重冲突之时，这种转喻基于积极生态的原意又被人为地赋予了更多的美好价值取向和追求，如可持续的、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也正因为有了这一被赋予的美好价值内涵，“生态”一词便与许多学科名称相结合产生了相应的被生态所修饰的交叉学科，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文学，也包括今天炙手可热的生态文明等。赋予“生态”以新的价值内涵，西方是先行的。西方生态整体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1935年就提出过“土地道德”理念，并随后赋予“生态”以“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新价值；^[2](P204)另一位代表人物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又对其进行了补充，增加了“完整”和“动态平衡”^[3](P31)两个原则。“生态”一词在我国当下的转喻意蕴更多的是指“可持续、和谐、健康”等内涵。如生态农业，其意指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或和谐发展的农业或健康发展的农业；生态文学亦可作如此解释等。

    为何会有这种转喻或者说这种转喻何以会发生？从修辞意义上看，积极生态本身就含有“互惠”关系的意蕴，而这种意蕴又能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并作为一种追求。同时，人们也普遍认为这种自然建构起来的生态互惠关系很容易被人的贪欲所打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是指资本的任性扩张），导致自然的良性秩序关系被破坏，进而影响到人的生活状态（打破了人自身的生态）。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自然生态都与人自身的生态关联着（人是自然之一部分），一旦一种自然形成的人与周遭环境的生态被打破，则直接导致人本身的生活状态失衡，不适应感马上凸显，有时甚至会导致生命危险。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P384)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这也许是这种转喻内涵的深层警示：人们期盼构建一种积极生态，实现人与自然互惠共荣。

二、作为修饰语和被修饰语及侵略性话语的文明

    关于文明的内涵，我国目前既有的大多关涉生态文明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均有较大篇幅的论述。如刘湘溶等著的《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第一章对文明内涵及其转型做了详细阐释^[5](P1-86)等。本文关于文明的分析是基于文明的修辞用法：作为修饰语的文明和作为被修饰语的文明，及以文明为名的侵略性话语。作为修饰语，文明是修饰词汇，修饰其他中心词，如文明行为、文明语言、文明国度等；作为被修饰语，文明是中心词，被其他词汇所修饰，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精神文明等。但不管是哪种修辞用法中的文明，都意味着与野蛮、暴力、粗暴等相对立。也就是说，野蛮、暴力和粗暴的一切言行都不是文明的。这是其基本语义。当文明作为修饰语时，其意指被修饰词汇的所指和意指都不是野蛮、暴力和粗暴的，是为人们能够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因为文明的人类学意蕴在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程度减少。亦即，没有哪个民族或哪个人喜欢野蛮、暴力和粗暴的言行。当文明作为中心词汇被其他词汇所修饰时，则意味着在比较意义上作修饰词汇的所指和意指达到了某种状态或愿景。这种状态或愿景，既包含了其已摆脱了野蛮、暴力和粗暴，又包含了某种先进或进步程度，还包含了对某种状态的向往。如我们所讲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农耕社会或工业社会里就不存在野蛮、暴力和粗暴了，这里的文明是指作为生产方式和谋生方式的农业或工业较茹毛饮血或靠天吃饭要进步，是一种一般状态的总体性概述，是对这种生产方式或谋生方式的愿景。

    文明还具有历史时代内涵，不同时代，文明一词具有不同的时代意蕴。如在资本主义殖民时代，文明一词就具有隐蔽的侵略性话语意蕴。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文明是一种先发达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并把它们的这种“善”推及世界各地。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时“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P276-277)}这里实际上暗含了“文明”的侵略性意蕴。

    文明的侵略性话语在今天仍需警惕：在西方历史学家所倾慕的三种解读19、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范式——冲击与回应、现代化、帝国主义——中，其实都隐藏了文明的侵略性话语。资本主义国家将自己装扮成文明的化身，并用野蛮和暴力的方式向世界各地推广其生产生活方式。时至今日，尽管形式上有所改变，但其侵略本质并未变。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将生态危机潜移默化地转嫁给后发展中国家，并站在人类利益的制高点上对其横加指责生态问题。正如一些西方国家的生态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世界上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而质疑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当文明与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时，就会关涉到人类历史在纵向上的更替问题。如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根据大多数科学家所认可的进化假说与“文明”发展进程的关联程度可以看出，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普及在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工具的每次更新及普及，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人们的谋生方式也随之变革，新的文明形态也随之静悄悄地产生。所以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7](P383)这即是说，新社会文明形态的诞生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建基于一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当仍处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中，我们会因为这种方式的弊端而渴望新社会文明形态的产生，这种情愫可以理解，但不具有现实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亦即，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而人们的谋生方式的变更才是新社会文明形态产生的根源。

    不论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还是现在被高扬的信息时代，都伴随着新生产工具的出现和普及，从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人们的谋生方式随之发生改变而渐进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工业和信息不仅仅是一种产业，能创造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它们更是一种生产方式和谋生方式。当这种生产方式和谋生方式与文明连在一起时，那就意味着其应脱离野蛮和暴力，其中当然也包含了要善待自然环境。但事实上，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代，还是在工业文明时代，乃至信息时代，野蛮和暴力行径并没有绝迹，尤其体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野蛮和暴力行径。这即是说，欲真正克服野蛮和暴力迎来较为成熟的文明，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这也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性。从生态文明理念的产生来看，生态文明是对现存工业化生产方式结果的反思，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现存的工业化，毕竟现在的世界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P33)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应是文明生态

    当前我国理论界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纵向角度出发，认为生态文明是与原始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同等序列并前后相继的社会文明形态，具有社会文明的更替性质。二是从当代社会文明系统的横向角度出发，认为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列的属于社会形态内部的某个重要领域的文明。三是从对生态文明内涵的分类出发，认为广义的生态文明属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狭义的生态文明属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同等序列的社会形态内部的文明体系之一。

    这些观点都给人以重要启迪。但笔者以为，欲真正理解生态文明内涵还需从其发轫梳理。一个公认的观点是：生态文明思想发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生态危机。那生态危机又是怎样产生的？欲厘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生态学上的负载定额规律：任何生态环境的生产力通常都有一个大致的上限，这种上限是由生物物种的自身特征及其可以利用的能量和其他资源决定的，每一生态系统对任何生物物种的压力也有一定的极限，超过这一极限就会引起系统的损伤和破坏。通过这个定律可以看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速度超过了自然资源自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和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自身净化能力的结果。

    在2013年的贵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年会上，世界自然基金会相关官员指出：“世界上许多地区包括中国，都已出现‘生态赤字’[②]。人类每年消耗的可再生资源和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地球用一年半的时间再生和吸收，也就是说人类消耗着1.5个地球。”2008年全球“生态足迹”达182亿全球公顷，人均2.7全球公顷；同年，全球“生物承载力”为120亿全球公顷，人均1.8全球公顷，两者相差的“生态赤字”是62亿全球公顷。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生态超载状态。^[9]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EdwardO.Wilson）在其《生命的未来》中指出：“人口过多和环境恶化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它使得自然栖息地越来越小，生物多样性不断下降。现实世界是被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同时控制着的，人类正和剩余的生物作最后一次斗争。如果人类再继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个世界，那么赢得的只是一次卡德摩斯式的‘胜利’：先失去了生物圈，然后整个人类也将不复存在。”^[10](P60)

    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导致了人们对工业文明历史进程的反思：“工业文明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里塑成了一种很明显的‘外向性’或‘扩张性’品格，当然这种文明品格并不是凭空获得的，它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诸如科技发展、市场经济、私有制和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等等。所以，虽然工业文明的铺展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于有人这样说：离开了现代工业文明，人类还可以做什么？也许是什么也不可以做！——笔者注），原始文明或农耕文明时期的人类生活的封闭性、朴素性或重复性等等诸多特质都被荡涤掉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1](P274-275)}——笔者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扩展和开发，但是，这种开发和扩展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对抗和人对自然的野蛮掠夺为前提的，而这两重矛盾的发展、激化就成为催动工业文明解体、转型的重要力量。”^[12](P40)这即是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资本的任性扩张突破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从而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资本的魔力驱使着人们对自然界的所谓“征服力”空前膨胀，在广度和深度上挑战着人们周遭环境的负载极限。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3](P383)当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时，如何修复或修护自然环境的问题就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这种反思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而现代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又为人们思考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哲学灵感。于是，生态文明呼之即出。正如爱德华•威尔逊（EdwardO.Wilson）所言：“本世纪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了人类及承载人类的生物圈，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最佳的方式从过去的破坏地球转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上来？”^[14](P39-40)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基于现代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从解决具体生态问题的角度看，生态文明的核心是文明生态，即构建一种文明的生态关系（即积极生态），以实现人和自然界的和解，或者说生态文明是当代社会文明的生态化体现，其真正意蕴在于克服资本的任性扩张，以落实文明的内涵，实现人和自然界的互惠共荣。

    事实上，在生态文明理念的产生和传播进程中，已被打上了具有时空内涵差异性的烙印。我国的生态文明内涵与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生态文明内涵，既有相同之处又有重大区别：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但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制度语境则又有重大区别，从而其根本的解决途径也不同，尽管在具体的操作性程序上可以相互借鉴。但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区别，在我国将生态文明视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语境中的追求人类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的看法，是危险的。依据生态文明是一种人类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的观点，在文明形态更替的对应序列上，原始狩猎文明对应原始社会，农耕文明对应奴隶和封建社会，工业文明对应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生态文明就应该对应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依照此理，在社会主义阶段就不会出现生态危机，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内涵了生态文明，或者说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而事实上，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于2012年12月12日发布《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显示：中国的生态危机却非常严重。^[15]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从历史进程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亘古问题，只是演绎到今天，人类在所谓“征服”自然的进程中，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征服”威胁到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等，特别是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土地、生物、矿产、森林、能源等资源日趋衰竭；大气、水质、土壤等人类生产生活环境遭受严重污染并日益恶化；人口过度增长，都市过度膨胀，生活环境质量低劣；在物质财富总量增加的同时，社会贫困日益加剧；人类整体生活素质不断下降；气候恶化、灾害频繁；地球五大圈（大气、土壤岩石、生物、水和冰雪圈）失去稳定；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剧增，生态灾难的威胁越来越大。

    这一巨大的破坏力归根结底来自资本任性“征服”自然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部分学者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观点，并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这事实上是在寻找新的革命动力点，用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代替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形态。由于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尽管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始终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原则，能够驾驭资本的任性，贯彻科学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不致突破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因此，那种在理论上将生态文明视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的阐释明显不适合我国国情。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既基于工业文明，又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限，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因此，一种更加符合实际，从解决生态问题的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实为文明生态。文明在这里做修饰语，生态是中心词，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建构一种和谐互惠共荣的生态关系。这就是说，在中国语境里讲的生态文明实为文明生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就是营造这种和谐互惠共荣生态关系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其意蕴也在此。这里的“尊重、顺应、保护”，实为倡导一种要善待自然的文明行为，只有这种文明行为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互惠共荣。

 

 

 

 

参考文献：

[1]杨持.生态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r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3]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刘湘溶,等.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EB/OL].http://www.gz.xinhuanet.com/2013-07/23/c_116646181.htm,2013-07-23.

[10][美]爱德华•威尔逊.生命的未来[M].陈家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刘湘溶,等.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美]爱德华•威尔逊.生命的未来[M].陈家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世界自然基金会于2012年12月12日发布《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