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民  齐承水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  在马克思现代性语境中，交往是现实的历史性的人立足于物质实践，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展开的。交往的普遍化和深化，打破了民族之间的狭隘界限，促进了现代性的进程。资本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人们交往的发展，同时，资本的破坏性和贪婪性造成了交往异化的出现。扬弃交往的异化，需要物质实践对资本的扬弃。交往实践活动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现代性；交往概念

    交往概念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概念。我们发现，学界从现代性的视角研究交往概念意蕴的却不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现代性语境，从交往与马克思哲学思维的关系、交往与资本逻辑的关系、交往与终极人文关怀的关系，讨论马克思现代性语境中的“交往”思想的丰富意蕴，从而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创新提供思想酵素。

    一、交往与思维变革

    在西方近代哲学的传统中，尤其是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理之后，西方的哲学道路便开启了理性主义的传统。笛卡尔这句话的隐身意就在于，人应该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应该用理性来进行思考，理性的地位应该被提升，从而才能真正理解人自身存在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之下，哲人用知识和理性去看待这个世界，人们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以理性为指导原则。这意味着人们对理性的极大崇拜。在黑格尔时期，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主义思想达到了顶峰，“绝对精神”这个抽象思辨的概念，则是黑格尔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马克思在青年时期，黑格尔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很浓的黑格尔色彩。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所碰到的关于物质利益的问题，促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逐渐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旨在说明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思想观念，物质实践活动是认识世界的前提。这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超越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从而真正地面向了社会现实生活。应该指出的是，交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与交往概念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交往概念，这里的交往不是在头脑中抽象思辨的主观性活动，而是现实的感性的人类活动。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哲学思维的变革对交往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往的主体是现实的历史性的人。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当中，康德、黑格尔等人关于交往主体的认识，都是从关系思维层面进行探讨的，主体实质上是抽象思辨哲学的产物，更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存在方式的真实反映。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即经验层面的私人生活和政治层面的公民生活。这两种生活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人只不过是被主观性思维活动所决定。在这之后，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现实的感性的人”，并且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然而，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人的认识时，费尔巴哈却抛开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以他并没有理解现实社会中人的真正内涵，只不过是停留在机械抽象的理论层面之上，诉诸于感性的直观。马克思对于交往主体的理解，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并且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马克思对交往主体的理解，不仅把人看做是感性的、现实的、历史性的，而且还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人。马克思曾经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

    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马克思分析了人在现实中存在，应该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前提，这是人社会属性的表现。同时，马克思指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②]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把人看作是处在现实生活的人，而且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人，人不是固定不变的虚幻存在，而是要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来观察人。“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这句话马克思意在强调，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不能游离于现实社会生活之外，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同时，“人的本质只有成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④]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

    第二，交往的形式表现为感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承认物质实践活动的前提性，“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⑤]个人的存在基础就是人们能够生产物质生产生活资料，这样人才能和动物相区别。不管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还是精神生产活动，交往都至始至终伴随着，交往其实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马克思感性的实践活动中，物质交往起着基础性的地位，精神交往等其他形式都是由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所决定。“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生活语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⑥]马克思语境中的感性实践活动，应该包括显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隐性的精神生产活动，相应地，交往也是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统一体。

    马克思的现代性语境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民族间的交往活动逐渐扩大到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对人类交往实践活动的认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民族内部，交往活动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工场手工业逐渐被大工厂所替代，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同时人交往的异化也开始显现。马克思虽然彻底批判了西方绝对精神世界决定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但是随着交往普遍异化的出现，人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还是生物意义层面的，人们交往实践活动只不过是人异化不断加深的现实需要。现实的生活世界，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不那么“现实”了，但是人们的交往还必须去面对，人的实践活动就是要和周围的现实世界打交道。正如胡塞尔为了拯救西方文明危机，所提出的“生活世界”一样，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就是日常的生活世界，不是抽象的，而是可以通过经验可以感觉到的。

    第三，交往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展开。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始终，在本质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一切关系。社会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交往不断扩大化和普遍化被创生和创造出来，表现为对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的反映。“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⑦]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交往的扩大化、商品销路的寻找等因素都促使资产阶级在奔走于世界各地，原本狭隘的社会关系被所谓资产阶级文明的社会关系所代替，并且社会关系被创生的速度在加快。马克思启发我们，社会关系如此的重要，对于交往等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不仅要看到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等社会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隐藏在在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背后最本真的东西，因为最本质的东西是社会关系最真实的反映。

    然而，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由于工具理性的横行，社会关系已经被异化，一切的关系都被金钱化、世俗化和庸俗化。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⑧]资产阶级所谓对社会关系的革命，其实就是把资产阶级的文明形态强加于其他民族之上，把资产阶级那套公开的、无耻的、别有用心的社会关系强加于其他民族。尤其是随着交往的普遍化，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不断的转变，人的异化在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个病态的社会关系中，所有的一切都被物化，人、社会以及自然都是人们达到自己鄙俗目的的手段，这些要素之间正常的、本真的交往关系被功利化。更为可怕的是，就如哲学家弗洛姆所说，人的自我意识已经不健全，人性出现了异化。

    二、交往与资本逻辑

    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笔者认为不仅要看到资本在社会发展当中的贪婪性和破坏性，而且不应该忽视资本的革命性和创新性。对于资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应该坚持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原则，如卢卡奇所说：“如果摒弃或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⑨]人类交往活动的深化和扩展，离不开资本的推动，但是也不能忽略资本对人类交往活动负面影响。

    马克思曾说：“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⑩]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性，那么资本同样也有历史性，因为资产阶级是资本的化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资本表现为使用价值，而在现代社会，资本就表现为交换价值。在人类社会的交往中，经济学家仅仅把资本单纯地理解为经济交往过程中的物，资本的自行增值只不过是经济交往目标而已。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的历史性，并且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并批评了经济学家并没有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应该是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所以，交往活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理应全面深刻地去认识。

    首先，资本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人们交往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初，资本逻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对于资本的崇拜经历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的形式。在资本逻辑刚形成之时，资本对于人类交往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资本超越了各种民族界限和偏见，超越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和对局限于既定界限内各种现存需要的固有的、自给自足的满足，超越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再生产。”[11]各个民族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和超越，无疑说明资本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通过资本这种特殊的交往形式，让各民族了解了外在的世界，民族内部原本固有的现存需要也随着普遍交往而得到改变。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资本摧毁了所有的一切，并且是不断革命的，因为它扫除了一切障碍生产力发展、需求扩大、生产多样性以及对自然力和智力进行利用和交换的障碍。”[12]生产的进步和需求的扩大也是伴随着交往的发展而产生的，自然力和智力得到运用，无疑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往的产物，从而获取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动力。正是资本的这些特征，促进了交往内涵的深化和外延的扩大。

    随着资本逻辑逐渐增强，交往的普遍化表现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基于资本逻辑的影响，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通过发动战争、黑奴贸易、商品输出等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联系。“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3]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生产力、分工、交往等众多因素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为了自身的增值，资本家就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工厂，从而使民族狭隘的市场转向世界市场。马克思曾说：“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了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14]正是在资本的推动下，世界市场也逐渐形成，人们的交往活动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原来各民族间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可否认的是，资本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人类交往的普遍化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15]总之，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尤其是资本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理解资本与交往的关系之时，这一点必须要引起重视。

    其次，资本的破坏性和贪婪性造成了交往异化的出现。人类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获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欲望也随之增强，而资本刚好成为衡量人欲望的一个标准。人欲望的扩张不断推动着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又使得人的欲望得以扩张。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资本家把追求资本最大化视作终极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本的浪费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16]马克思意在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不过是资本积累的手段而已，作为基础的物质性条件迟早会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破坏，但是在根源上，物质性条件被摧毁的罪魁祸首是资本。资本的这种破坏性，会造成实践交往活动的非正常进行，原本人的主体性和资本的客体性完全颠倒了，人类的交往活动经常是依资本的眼色行使，不是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决定人们如何去运用资本，而是所谓主体性的资本制约着人的交往活动。

    人类的生存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实践活动中进行的，交往异化的出现是随着劳动异化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7]毫无疑问，马克思认识到了劳动的异化，使得工人同产品的关系、工人同工人的关系以及生产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都异化了。这几方面关系的异化，实质上说明了整个社会关系已经被异化，交往的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交往异化的出现，人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了动物的东西。”[18]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就能够很清晰地了解到，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人已经被异化的面目全非了，人们在社会属性方面的交往也被降低到了动物层面的交往。

    交往异化是人的全面异化的表现之一，正是在异化交往的活动中，人类的道德也屈从于资本。“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9]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原本是高尚形象的代表，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这些人的尊严已经被资本的贪婪性所侵蚀。纯粹性的金钱关系成为人们交往关系的基础，整个社会都笼罩在资本毒瘤的氛围中，这也正是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根本之所在。“处于资本统治和支配之下的人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资本批判”，即对反映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观念、范畴展开前提性批判，并由此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形成机制和规律，才有可能。”[20]所以，揭露和认识人的异化和交往异化的关键，就在于对已经被资本所侵害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观念、范畴的批判，因为资本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而是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只有这样，对资本的批判才能从抽象的批判转向现实的具体的批判。

    最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交往异化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作之后，资本家雇佣大量工人进行劳动，大量的社会产品被生产出来。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仅占有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而且劳动力也被视为商品的一种形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原本是简单雇佣关系，只是经济交往的双方，但是在资本主体的前提下，使得工人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家，从而维持自身生命的延续。“私有制使得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1]这足以说明资本私有制把占有作为人们生活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只不过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活而已。不难理解，在这种糜烂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一切的交往都被世俗化和功利化。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虚幻共同体的本质所在，这种私有制关系是资本主义普遍意志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达。马克思曾经对私有制中的财产，这样描述过：“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事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22]物只有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并且不以资本主义的权力为转移，这个物才是没有被私有制所侵害过，这种财产才是真正的财产，否则的话只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虚假的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披着华丽的外表，驱使资本家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有机体处于腐朽和糜烂的状态。

    交往的普遍化和深化，打破了民族之间狭隘的界限，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提供了可能，从某些方面来说，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并不在于此，交往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被异化的交往只是充当着资本家谋利的帮凶。马克思强调物质实践和物质交往，认为在人类所有的交往关系中，最根本和最基础的交往关系是物质交往。对于交往异化的扬弃，最根本的是要考虑物质交往的作用，尤其是对资本的扬弃。资本的发展终究会打破资本异化的这种局面，并且还会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三、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交往的普遍发展，最终是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对现代性地批判戳中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神经，对于如何拯救现代性，马克思则表现出了人文主义关怀。通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可知，马克思超越现代性的地方，就在于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交往思想的价值旨归之所在。

    交往实践活动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哲学语境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并不是人脑抽象思辨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普遍交往活动的展开，为生产力的进步和传播创造了条件，进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23]交往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力的保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交往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生产力才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马克思又说：“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4]世界性普遍交往、大工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竞争等现实条件，都为生产力的传播提供了保障。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会极大地促进物质生产活动，人类朝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才会有可能。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升了人们交往的丰富性。生产力的发展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关系，从而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精神生活需要以及交往的需要。[25]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交往的发展息息相关，生产力和交往的作用是双向的，这两个因素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在生产力和交往活动的双向推动下，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才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人们之间片面的发展状态才会逐渐摆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会有可能。

    在马克思现代性语境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涵盖了“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两个层面。“自由发展”强调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不应该成为资本的附庸和奴隶，在交往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人不能仅仅依赖对物的追求上；“全面发展”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马克思哲学意义中，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的，正是由于狭隘的交往发展成为普遍的交往，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才有丰富内涵。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应该包括这两方面。其一，普遍交往促进了人自身能力的全面发展。交往思想是马克思哲学重要范畴之一，交往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展示人自身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人的体力、劳动能力和潜力等各个方面，正是由于人的各个方面的能力的不同，才有了人的片面发展。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过程中，人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消除私有制下人的异化现象，从而才能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其二，普遍交往能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共生。这种和谐状况的出现，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曾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6]自然主义是一种把自然界看作为世界的本体，人道主义则过分的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相统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应该正视人们原本僵化的固有的观念，人只不过是自然界组成部分，而自然则是人实践活动的对象。

    对于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应该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形态中进行深刻理解。马克思交往思想的价值旨归，其实也就体现在社会形态的发展演进中。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为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27]第一个阶段是完全自发的，在这个阶段上，人是在狭窄的范围内活动和孤立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狭隘的，而第二个阶段，这是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人的社会关系也不断丰富，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们的交往活动不断扩展。第三个阶段中，马克思把人的自由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阶段，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朝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断展开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发展的崇高目标，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进行的。马克思交往思想伴随着人的发展过程，为人的真正解放提供了动力。马克思意义上人的交往的真正实现，应该是交往的主客体之间有着真正的平等关系，交往实践活动也应该是一种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只有在这个真正的交往关系中，才会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8]概言之，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就是要把人作为真正的交往主体，而不是把人置于主客体颠倒的尴尬境地；人是自身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人的交往活动不受物质利益所牵制。只有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本质才能真正实现。

    总之，现代性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交往的发展程度体现着现代性的进程，从而也反映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发展与社会交往的发展密切相关。文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纯粹自然演进的，而是受各种社会因素制约的，其中交往状况对其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29]这就足以表明，人类社会文明的征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所有因素中，交往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性思想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使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从马克思现代性语境中，阐释交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无疑能够深刻彻底理解交往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曾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试图建立一套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社会交往理论，通过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的交往来重建理性，关注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未来发展。然而哈贝马斯的交往思想并没有超过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看到了物质生产实践在交往活动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哈贝马斯所没达到的。因此，对马克思现代思想中交往概念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同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丰子义：《全球化与文明的发展和建设》，《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6]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7]胡刘：《“资本批判”与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8]何中华：《“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和“从后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9]罗骞: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J].江苏社会科学,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