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根山 董建)
最近一个多月来,武汉、湖北以及全国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疫情。面对如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国上下紧张而有序,临危而不乱,党政军民学全面投入抗疫斗争。目前,战“疫”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成效明显,结果可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战胜疫情的根本法宝。
一、大疫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考验
正当全党全国全力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紧要关头,一场罕见的疫情突然暴发。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
一个多月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联动,组织起来,投入到抗击疫病的战斗中。我们看到,为了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武汉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等对外通道暂时关闭。对一个人口千万级别的大城市采取最严厉的防疫措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决心和动员能力。这一措施果断而有效。
我们看到,以令世人惊叹的速度建成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迅速缓解了武汉地区专业医疗资源不足的被动局面,再一次刷新了全世界对“基建狂魔”的认知。用10天时间,建成一座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大型专业医院,不仅需要充足的财力、物力,而且需要高层的魄力和基层的综合协调能力。对此,西方各大媒体发出几乎同样的慨叹:“中国怎么能这么快建起一座医院?”
我们还看到,国务院宣布建立对口支援关系,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对感染者的救治工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们还看到,全国各地的“逆行”英雄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武汉。他们有军人、医务人员、工人、农民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士,他们送去急需的医疗技术、急救物资、生活必需品,更送去了全国人民对武汉、对湖北战胜疫病、渡过难关的信心和决心。除了医疗团队驰援,海南省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瓜果蔬菜生产优势倾力支援湖北。
社会制度的优劣,最终要体现在社会治理效能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各项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这次抗击疫病的斗争中,全国一盘棋,不到一个月就基本控制了疫情,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坚决、最果断、最彻底、最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努力将疫情控制、消灭在中国境内,遏制疫情的输出。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不仅保护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维护了世界公共卫生安全,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一切友好国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经得起考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不可比拟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根源于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源,是当代中国社会动员能力和国家控制能力强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未来社会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全部由社会占有,即实行公有制;二是生产要素由社会统一调配,即实行计划调节;三是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从理论逻辑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调节和按劳分配是一个三位一体、彼此依存的科学制度体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支柱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关键性作用。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最新论断,也是对新中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和高度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其它任何的政治力量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各项工作胜利的根本政治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应对国际国内风险的有力武器
全国范围内抗击疫情的战斗现在虽然还没有结束,但从中国人民同心协力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顽强抗争的民族精神,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5000年不倒;有了这种优势,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克服了无数困难。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是持续推动当代中国进步和发展、应对国际国内重大变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和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了“两弹一星”的重大突破,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应对国际国内重大风险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保证。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阔步前进。国际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2018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个科学判断,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对世纪之交以来国际经济政治矛盾新变化进行全面分析基础上的科学判断。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足够的信心和定力,而且更需要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也是当代中国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依据。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简介:
郭根山,河南汝阳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89-2010年在河南师范大学工作。现任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带头人,研究领域为毛泽东生平与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8项,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河南省级精品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负责人,教育部首批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负责人,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2013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海南省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董建,男,河南鹤壁人,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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