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现洪)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目前媒体公布的信息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尚没有特效药或疫苗,没有根本性的治疗方案,只能以预防为主。就全球疫情来看,韩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伊朗等国家爆发迅速,美国、英国等地也开始集中爆发。蔓延世界之势的新冠疫情将考验各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一、实践是判断疫情治理水平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判断疫情治理水平的唯一标准。从国际视野来看,意大利的封城治理心有不甘力有未逮,英国的“群体免疫”策略铤而走险,试图延缓疫情高峰而进行非强力控制的“消极抵抗”,美国把疫情治理与政党选举挂钩,民主党与共和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炒作中国疫情议题,玩弄文字游戏。反观中国疫情,党中央和政府高度重视,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从数据上看,从2月19日起,全国累计确诊人数的增长曲线就趋于平缓。这意味着中国的疫情治理已经进入到稳定控制阶段。
海外累计确诊和现存确认趋势图(截止到2020年3月18日)
全国疫情累计趋势图(截止到2020年3月18日)
虽然从疫情治理的时间节点来看,疫情的基本控制固然有疫情暴发较早、国家控制时段较长等原因,但中国对待疫情的理念和措施是根本性的因素。从措施上看,在疫情治理上,健康码、交通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为人群的快速甄别、社会的迅速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此次疫情治理的亮点。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生命权的尊重和重视,以及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治理体系的强力作用,才是此次疫情治理最坚实的基础。这些理念和措施我们可以称之为群众路线的当代实践。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此次疫情面前,全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战天斗地,正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鲜活案例。
二、新冠疫情的治理体现了群众路线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
面对疫情大考,中国的治理措施有几个特征。第一,共识和信任。政府和人民在应对疫情面前有着充分的共识,人民也高度信任党和政府的措施和初心。“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这句指示就是指挥令,就是面对疫情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高度团结,共同抗“疫”。第二,动员与集体行动。疫情暴发后,我国依法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随之,各省相继启动一级响应,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为关键着力点,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性优势下,政府各级和基层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达成一致性行动,步步推进、层层深入,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上下联动的战略布局。第三、奉献与致敬。在疫情面前,各地涌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一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在奉献:他们处在疫情防控最前沿,全国各地医护人员星夜驰援武汉是“最美逆行”;一线的志愿者们在奉献:在大局面前主动承担责任,捐钱捐物乃至亲自参与社区或医院的防治行动中来;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普通职工在奉献:为了控制疫情扩散,是他们在挨家挨户登记宣传,是他们创造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筑奇迹……这个名单可以列出很长很长。这是奉献者的名单,也是向他们致敬的名单,是中国最靓丽的风景线!
这三点特征明显区别于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治理措施。截止到美东时间3月17日19时,美国共报告确诊病例6331例、死亡105例,仅17日新增确诊病例1646例,疫情蔓延50个州,整体呈爆发趋势。但是美国政坛却忙于党派斗争,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总统预选‘超级星期二’(美国时间3月3日)”造势,甚至称“病毒是民主党人制造的新骗局”(后特朗普有辩解这句话是“利用病毒制造恐慌是民主党人的骗局”的意思),可见美国政治的党派分裂之剧烈。美国党派政治裹挟着国家和政府而推进疫情治理,其标榜的国家公共性受到民众质疑。英国基于经济影响和医疗负担的考虑,宣布实行“群体免疫”的绥靖抗疫政策,据估算,“群体免疫”要生效的话,大约60%的英国人将需要感染新冠病毒。英国目前约有6600万人口,那么在英国就会有4000万人需要感染新冠病毒。按照目前死亡率不低于3%进行测算,英国至少要死亡120万人才能达到预期群体免疫目标。这也就无怪乎英国有超过500名科学家发声批评内阁了。意大利卫生部门在2月28日也表示,将只公布重症病例,而普通确诊病例将不再公开,以免造成群众恐慌。
这种区别和对比,在于中国和上述国家的政治价值取向不同。英国、美国的消极应对,正是政府对人民生命权的极大漠视!国内有媒体认为“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传染病,也许我们不必急着做出结论,而是应该鼓励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不同的应对。这么做起码可以为科学家们多提供几个对照组,好让未来的人类找到效率更高的应对方式”,并辩护称“而这,才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康德说,人的生命“没有什么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因为世界上“没有类似生命的东西,也不可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所以,生命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利。抗疫不是科学家的医疗实验,更不是政客博弈的棋局,而是关乎人民整体生命利益的大事。所谓“更高级的人道主义 ”,假如连人民的生命都不尊重的话,又谈何人道呢?
我国新冠疫情的治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导向。因为重视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所以硬核。《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党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不断增长的确诊人数和死亡病例,不是一个个简单的数字,而是人民群众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绝不可漠视。正是出于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考虑,党和国家对新冠疫情重视提升到如此之高的高度,所以才有“硬核”之举。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导向的具体体现。
三、新冠疫情的治理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实践导向:组织起来
事实上,在疫情治理中,一些新的治理手段非常有效,如交通信息大数据。在我调查的一个案例,广西经武汉转车回家的一家三口,在武汉中转仅仅停留不到一个小时,在隔离排查时就直接通过大数据识别出来了。例如,各地推广使用的健康码、通讯行业提供的个人旅行轨迹查询等等,简洁有效地恢复了社区秩序,缓解了社会恐慌。
就这次疫情治理而言,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还是让群众组织起来的基层治理体制。毛主席说,“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据我在河南的调研来看,河南疫情的治理有这么几个实践特点:一是高度动员。行政系统的动员是密集紧张的。但是最重要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仅仅在村庄内部,动员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力量有这么几种:村干部、(村干部一般是一个自然村一个)、村医、教师和党员等等。村干部高强度地在各自然村路口值班,大喇叭高密度地宣讲,群众被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自防自控。二是群众自治和自组织。自然村是一个熟人单位,不经过大数据都能精准有效地识别出来了。在小规模的熟人社会里,对疫情处理可以较为快速地达成一致行动。如过年期间的探亲禁令,行政命令是一方面,但根本上是群众自发行动。河南防疫不能简单地符号化为“硬核”断路,而是组织起来的群众自觉。三是尊重基层,尊重群众。医疗体系高度放权给乡村医生,行政体系高度放权给村干部。特别是最近的复工阶段,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河南,高度尊重群众,减免了很多形式主义程序。如河南省的健康认证,乡村医生在认证系统里就有权限直接认证,乡镇卫生院仅仅是程序性地盖章授权。放权展示出政治系统高度尊重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干部。这三个实践特点恰恰是把群众组织起来的结果。
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
取得疫情胜利,贯彻群众路线,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场合不断强调,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彻底的唯物史观,把理论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此次疫情治理也是如此,党和政府彻底地贯彻了群众路线。2月23日,我国发生了一件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通过电视电话会的形式,直接给全国十几万县团级以上干部开了两个小时会,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抗疫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感召了更多的群众信任党,向党靠拢。很多白衣战士火线入党。特别是90后的年青人群,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点赞:“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总之,取得抗疫胜利,要充分信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增强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引领能力和回应能力。基层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第一线,也是复工复产的第一线,是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的根本所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是关键。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会苦难面前站起来,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历史证明如此,疫情治理如此,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将如此!
作者简介:
张现洪,男,河南省鹿邑县人,政治学理论博士,中共党员,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海南省拔尖人才,海南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曾获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项,发表论文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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